去年的这个时候，罗伯茨法院似乎成了特朗普政府的延伸。在所谓的“影子案件审理日程”上（即在没有完整简报或听证会的情况下审理紧急申请），最高法院让白宫接连取得胜利。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风向变了。最高法院在总统的两项标志性政策倡议上，即出生公民权和全球关税，让其遭遇了重大挫败。
看到这些判决，有些人可能会抱有希望，认为最高法院正在转向温和，或者可能在树立真正的独立性。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最高法院未来在应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时，很可能会遵循三条通用准则。首先，继续把重心放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自加入最高法院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推进的“宪法大工程”上。这项工程将彻底改变第一修正案，掏空平等保护条款，并重新调整宪法中的权力平衡。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会为符合这一工程的总统倡议大开绿灯。其次，因为这项工程旨在实现深刻的宪法变革，所以当案件仅仅涉及可以通过国会随时修改的普通法规时，最高法院会考虑打破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最后，当情况不妙时，要警惕总统那些不靠谱的举动让大法官们陷入政治风险——尤其是当传统的共和党精英分子成为那些不满群体中的一员时。
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罗伯茨的宪法变革工程就已经启动。以第一修正案的转变为例。在他被确认为首席大法官仅仅五年后，罗伯茨撰写了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意见。他通过重新解释第一修正案，废除了对企业选举支出的限制。在这一开庭期，最高法院更进一步，允许全国性政党充当巨额选举支出的载体。在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废除了长期以来限制政党与候选人协同支出的法律。这削弱了非建制派候选人绕开政党全国领导层的能力，并让资金充裕的共和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又一个优势。从长远来看，再结合最高法院近期对不公选区划分的默许，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案的判决将进一步侵蚀真正有意义的民主进程。选区将由那些与富豪捐款人关系密切的政党精英来划分，而选民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少。
大法官们重新解释第一修正案的另一条主线尚未达到顶峰。它在上一开庭期因为一次意外的回避而偏离了轨道。自 2012 年以来，罗伯茨法院打着第一修正案自由信教条款的旗号，扩大了教会豁免普通法律的特权。最高法院还剥离了宪法中对政府支持教会的限制。把这两点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国家正在急剧扩张宗教团体的权利：他们一边无视州法律，一边理直气壮地索要政府资金。
去年，俄克拉何马州的宗教诉讼当事人对该州拒绝资助宗教特许学校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最高法院以 4 比 4 的投票结果陷入僵局，这使得下级法院“裁定州政府有理”的判决得以维持。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在此案中申请了回避。如果再有案件提出类似的问题，并且九名大法官全部参与投票，其结果可能会重塑美国的政教关系。
就像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一样，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也正被重新定义，用以实现与其初衷截然相反的目的。这种转变也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开始了。 2007 年，在社区学校家长参与组织诉西雅图第一学区案中，罗伯茨法院禁止市政当局在为一个学区的孩子分配学校时，把居住隔离因素考虑在内。罗伯茨将平等保护与无视肤色画上等号，以此来为这种事实上的社会割裂辩护。他裁定，即使只是微微承认种族会影响人们的命运，也是对宪法的蔑视。
在这一开庭期，最高法院故伎重演，将宪法的平等保障条款解读为一种必须要求“无视肤色”的方法。因此，在漫长的种族剥夺政治权利历史中，作为保障少数族裔投票权最重要基石的 1965 年投票权法，基本上已被阉割。该判决使得州立法者可以放开手脚，自由消除黑人占多数的选区，而阿拉巴马州立刻就这么做了。这项判决还扫除了党派划分不公选区的最后几道障碍之一。如此一来，它助长了政党挑选选民的权力，而不是让选民来挑选政党。
然而，最高法院在维护所谓“无视肤色”的法律体系时，其立场并不一致。在某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批准了基于种族的移民执法拦截。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在协同意见书中，甚至引用了所谓深肤色人群更有可能没有合法身份的“常识”。在另一个案件中，当海地原告指出终止其临时保护身份的理由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时，最高法院却淡化了这种存在肤色意识的证据，反而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削减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摆设。与此同时，那些起诉州政府缓解种族歧视措施的原告，却能一路顺风顺水地取得胜利。
编译自《大西洋月刊》，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