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花钱无度，通胀不可避免
经济学人 —— 如今在全世界的每个富裕国家，政府财政几乎都陷入崩溃。法国债务不断增加，换总理的速度比凡尔赛宫当年换假发还快。10 月 14 日，新任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提出推迟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原本这项改革是为了让预算恢复理智。
在日本，两位竞争首相职位的候选人都计划继续大笔支出，尽管国家债务早已庞大。英国为了填补预算缺口，不得不大幅加税，而社会福利改革却基本放弃。更糟的是，去年那场号称「一次性解决」的加税并没有让情况好转。
所有这些国家之上，还有美国那惊人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 6%。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甚至还在考虑进一步减税，让赤字雪上加霜。
富裕国家究竟还能这样透支多久？目前公共债务已相当于 GDP 的 110%。在新冠疫情之前，历史上只有拿破仑战争之后曾达到过这种水平。当年英国靠近百年的紧缩财政才慢慢还清债务。而如今，正如本刊特别报告指出的那样，政客们却连维持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结构性压力让政府进退维谷
政府无法逃避利息支出上升、以及国防预算扩张；人口老龄化又让选民不断要求更多福利。加税也同样困难。欧洲的税负已高，美国一旦提税几乎等于在选举中自杀。
自普选制度确立以来，只有一个七国集团国家曾通过真正的财政紧缩降低债务：那是 1990 年代的加拿大——技术官僚时代的巅峰。但今天，没人敢再押这种赌。
有人或许寄望人工智慧（AI）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能让财政困境迎刃而解，但那只是幻想。历史上，国家能靠经济增长摆脱债务，往往是因为劳动力增加或规模较小、可以追赶其他经济体。AI 属于另一种情况。
随着收入提高，养老金和医疗开支也会上升；在福利国家中，这些支出将随生产力一同飙升。标准经济模型也认为，利率会随之上升。如果 AI 真的奇迹般地推动增长，那如今对数据中心和芯片的巨额投资只会更庞大。这意味着利率将进一步提高，旧债的利息成本更重，从而抵消高增长带来的财政红利。
通胀或成「隐性减债」的工具
因此，政府很可能会像二战后几十年那样，靠通胀和金融压制来削减债务的实际价值。央行已具备执行这种策略的条件，它们在债券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如今，像特朗普和英国的奈杰尔·法拉奇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正攻击本国央行，提出的政策会削弱通胀防线。
物价上涨当然不受欢迎——拜登深有体会——但通胀并不需要选民支持才能发生。1970 年代和 2022 年的通胀都不是谁投票赞成的。当政府无法自控、政策失衡时，通胀往往自动爆发。等到市场察觉，已为时太晚。
通胀的社会后果
我们必须提前思考通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它会造成不公的财富再分配：从债权人到债务人；从持有现金和债券的人到持有房产等实物资产的人；从以现金签订合同和工资的人到那些能提前预判涨价的精明者。凯恩斯称这是一种「财富的任意重组」。
而这恰恰可能与当代社会其他财富转移的趋势叠加，使输家更加愤懑：在劳动力市场上，AI 正取代办公室的例行工作；在财富传承上，「婴儿潮世代」将把庞大的房产财富留给少数幸运儿。
这种多重财富洗牌可能撕裂中产阶级——民主社会赖以稳定的核心阶层——也可能动摇社会契约。20 世纪的阿根廷便是前车之鉴：那个曾经富裕的年轻国家，在长期通胀的摧残下沦为一个动荡的中等收入国家。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竞争的焦点不是谁更有创新力或生产力，而是谁能控制国家机器，借权力逃避通胀的掠夺。凡是领导人否认或逃避财政约束、追求无底线再分配的国家，都可能重蹈阿根廷覆辙。
十年前，本刊还提醒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吸取阿根廷的教训；如今，我们的警告对象变成了全球最富有的经济体。
历史的转折与选择
但这种下行螺旋并非命中注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持续通胀，最终催生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当选——他们把「稳定货币」视为国家与公民契约的核心。
他们建立了一种新共识：既然公共债务必须被偿还，就必须是有理有据且可持续的。美联储发动了反通胀战争，确立了央行独立性的信誉，并延续了整整一代人。这一技术官僚模式此后传播开来。
自 1990 年代以来，大多数新兴市场的通胀奇迹般下降。即使是饱受困扰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也仍可能带领国家复苏。
分岔的未来
富裕国家如今站在十字路口：会继续走向衰败，还是选择谨慎与理性？在许多国家，当财政危机全面爆发时，掌权的往往是民粹派。也许他们会因此被迫背锅，从而促成回归稳健财政。
与此同时，那些储户与债券持有人——通胀的最大受害者——也会组成反对阵营。但他们的声音能否被听见，将取决于未来债市与政界之间的一连串较量，其中一些恐怕会非常激烈。
如果世界能在这场危机中以较低的债务走出，并重新认识过度借贷的危险，那也许将迎来某种重生。否则，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将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