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 —— 北京不愿与美国军方接触，危险性前所未有。
2023 年 10 月 24 日，一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正在南海的国际空域执行夜间任务时，被一架中国战斗机拦截。这架战斗机进行了数次危险的高速机动，最近时飞到了距轰炸机不到十英尺（约三米）的地方，危及了两架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在此之前，2023 年 6 月也发生过一次事件：美国海军「钟云」号（USS Chung-Hoon）驱逐舰正在台湾海峡航行，一艘中国军舰高速从左舷超越，接着突然转向，在距离「钟云」号舰首仅 150 码（约 137 米）处横穿而过。这迫使「钟云」号不得不紧急减速以避免相撞。当时，中方军舰无视了美方反复进行的舰对舰通信尝试，违反了公海近距离接触的标准操作规程。
这两起不过是近年来中美军方——美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惊险一幕」中的两例。尽管美国军事战略家和规划者正日益侧重于为中国在西太平洋，尤其是台湾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有预谋」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但这些近距离接触事件，已经让美国分析人士深感忧虑。他们担心，中美军方之间的一次意外或沟通不畅，都可能把两国拖入一场谁都不想要的冲突。
几十年来，美方一直试图加装「护栏」
这些担忧并非新鲜事。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为与中国的军事关系设置「护栏」，很多时候借鉴了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保持稳定的那一套「剧本」。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华盛顿还享有对北京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美方战略家侧重于安抚，例如军事对话和通信协议。如今，随着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部署增多，以及中美之间从贸易到科技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美国官员更关注建立信任措施，旨在提高军事行动的可预测性，以及危机通信，以确保小的事故不会演变成全面战争。
美国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上个月访问北京时说：「中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和核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之间不进行定期沟通来明确彼此的能力和意图，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尽管美国官员一再尝试改善军方间的沟通，中方却一直拒绝建立并制定哪怕是最基本的「道路规则」。虽然北京方面态度暧昧的原因一直在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对美国主导的倡议，中方深感怀疑，认为它们不会促进中国的利益。
华盛顿想要克服这种长期的猜疑绝非易事。但现在中美军事实力被认为不相上下，潜在的升级危险也越来越大，美国官员若想重新启动中美军事外交，就必须理解这种深刻的不信任感，然后在合理范围内尽力去克服它。
「苏维埃剧本」和早期的中美军事接触
冷战期间的美苏军事外交，一直被视为对立武装力量间成功关系的典范。尽管双方是核武器级别的死对头，但在冷战后期，两国仍发展了重要的军方间接触。
例如，1972 年的《海上意外事件协议》（Incidents at Sea Agreement）旨在防止舰船相撞，降低海上意外升级的风险。1989 年的《防止危险军事活动协议》（Prevention of Dangerous Military Incidents Agreement）则试图限制某些武器的使用，比如可能因鲁莽瞄准而致盲的激光。这些协议远非万能药——美苏军队确实发生过多次危险且惊心动魄的遭遇——但它们在预防事态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初，美国的战略家们曾试图将这些模式应用到与北京军队的关系上。当时双方有一些适度的军事接触和交流，例如关于军事理论和一般训练的会议。但由于 1989 年华盛顿对北京军事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实施制裁，这些努力戛然而止。
关系在 90 年代初略有回暖，但不足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局势。两军的行动日益靠近，导致了一系列险些发生的冲突，包括 1994 年 10 月的黄海事件：一艘中国潜艇和多架战斗机在危险的距离内靠近了美国第七舰队的编队，其中包括「小鹰」号（USS Kitty Hawk）航空母舰。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高级文职和军方官员反复向华盛顿的对口官员抱怨，美国侦察机正在危险地接近中国领空。他们声称（且不无道理）这些飞行是为了暴露中国的各种防空系统和作战规程。
1995 年至 1996 年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将这些问题推向了顶点。为了回应中国向台湾周边海域进行火炮射击，美国向西太平洋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以示武力，旨在阻止解放军进一步的挑衅性军事姿态。然而，中方将这些行动解读为极大的羞辱和升级，导致两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
在华盛顿，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加剧的紧张局势促成了两党共识，认为需要与北京建立军方间沟通协议。但五角大楼的美国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也有其他理由与中方对口官员改善关系。长期以来，解放军在中国内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官僚角色，而且随着 21 世纪临近，其全球影响力日益增长。因此，与解放军领导人建立关系，不仅是避免灾难的一种方式，也是影响北京思维和全球行动的一种途径。
沟通努力的「高光时刻」与「不信任」的根源
美国建立沟通渠道的努力在 1996 年到 1999 年间达到了「高光时刻」。双方迅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旨在防止危险海上互动、1998 年的《军事海事协议》（Military Maritime Agreement），以及一条特殊的领导人通信渠道——一条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所谓「热线」。这两个倡议都在 1998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峰会上受到了肯定。
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军事官员也开始与中方对口官员进行会谈，比较彼此的军事理论，以避免将标准的军事部署和训练误解为即将采取的敌对行动的准备。双方甚至进行了短暂的核相关议题交流，包括核弹头的安全和指挥发射规程。
然而，这种接触只进行到了一定的程度。双方在这些沟通机制的最终用途和价值上存在深刻的错位。鉴于明显的军事力量失衡，中国尤其不愿让自己的军队过于透明。冷战结束后，美国潜艇和侦察机在靠近中国大陆的区域，包括南海，进行任务的频率更高，相对更加不受限制。中国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缩小这种能力和部署模式的差距，因此，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们认为，美国的「建立信任」努力是不真诚的，是精明的美国军事对话者设计出来的，目的并非是防止意外升级或冲突，而是限制或监视中国。在这种观点看来，正式的建立信任机制不仅可以在当前的危机中被华盛顿利用，从长远来看，也可以通过为美国提供渠道来阻止解放军雄心勃勃的建设。
中国官员仍然与美国军方保持着一些联系，他们试图利用这些联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限制美国在中国大陆近邻地区的部署和侦察工作。但北京煞费苦心地让军事交流和承诺保持模糊、精心设计和表面化。他们非但没有灌输信心，反而致力于在美国军方操作人员心中制造焦虑和不确定性。
这一点在 2001 年变得非常清楚，当时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海与一架美国 EP-3 侦察机相撞。当这架美国飞机及机上 24 名军人被迫降落在拥有中国军事基地的海南岛时，美国官员试图使用高级别的通信协议，但遭到了北京对口官员的沉默和阻挠。电话无人接听，美国人被扣留在一个军事设施接受了 48 小时的审讯。（他们随后又被关押了 11 天才获释。）
北京「偏爱不透明」背后的政治考量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活动的担忧只增不减。然而，北京却变得更加不愿「敞开心扉」。美国一再尝试在多个军事领域——从网络空间到外太空——建立机制来预防、管理或减少事故。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中方的误导或直接拒绝。
当中美启动安全相关对话时，它们甚至连有限的预期都未能实现，例如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对话就未能限制中国的黑客行为。更糟糕的是，这些互动往往加剧了怀疑和不信任，而非建立了信任。例如，当美国陆军接待中方对口官员参观得克萨斯州胡德堡的装甲训练时，来访的中国军官事后将简报和演示描述为具有威胁性，旨在恐吓。
中国的这种「不情愿」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怀疑，并体现在多个方面。
例如，北京一直担心与华盛顿签订双边协议会永久性地固化中国军事上的劣势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军方接触的行为准则，等于给了美国一张「免罪金牌」，允许它继续在该地区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因为它有办法管理风险，并在危机中脱身。这种认为建立信任措施会带来不对称益处——即华盛顿从透明度中获益多于北京——的信念，在中国军方内部顽固地存在着。
历史上，中国也不愿参与建立信任演习，正是因为它们是以美苏经验为蓝本。这与这些机制是否在操作上有效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它们会被如何看待有关：中国的战略家们敏锐地避免给人留下「美国应将中国视为一个类似苏维埃的军事对手」的印象。这与 21 世纪初中国更广泛的宣传信息一致，当时中国试图淡化「中国崛起」的说法，转而强调中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北京现在希望被视为一个「超级大国」。但与之前的苏联不同，中国似乎并不担心与美国军方关系不佳所带来的升级风险。相反，北京似乎将其视为一种优势。
华盛顿通常选择「展示」其军事能力，希望自己的力量能让对手三思；而北京则大多选择在部署、外交和理论上「培养不确定性」，希望这能增加美国军队在附近行动时的焦虑感。这种策略主要是政治性的。尽管一些中国分析人士，甚至一些解放军军官，都曾倡导中美军方之间应增加透明度，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偏爱解放军当前能力和危机规程的「不透明」。最终，他们相信「模糊性」可以在危机中最大化他们的灵活性，并增加威慑力。
党让做什么，军队就做什么：解放军是党的武装力量，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武装部队。由中共主导的军事结构在危机中极度维护决策权，并将建立信任机制视为对党的控制和权威的潜在威胁。几乎可以肯定是，军事外交会在军事情境中干扰中共的控制——而这恰恰是中国领导人最看重控制的时候。
高级别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正在淡化甚至不予理会意外战争的风险。毕竟，自朝鲜战争后期以来，中美就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军事紧张局势。也许只有经历过这种紧张局势，中国的领导人才会改变主意，就像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莫斯科和华盛顿才建立了明确的军方间联系一样。
但美国应该继续推动，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建立起强有力的危机通信渠道。它的努力最终可能徒劳无功。然而，在两个 21 世纪的大国可能部署的巨大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情况下，它们必须有远见地建立这样的渠道，而不必先让世界在印太地区经历一场古巴导弹危机式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