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转行非常困难，而 AI 很快会让转行变得更加普遍。
53 岁的加州人金伯利·布雷迪觉得，自己快要走投无路了。她拥有心理学学位，却只能在 Costco 做着一份低薪工作，卖电子产品和珠宝。在客服和销售这些日益受到 AI 重塑的领域，她曾投递了约 620 份申请，但全部石沉大海。于是，她决定重新接受培训，争取进入 Costco 的光学部门。由于公司没有提供正式的培训项目，她花了六个月时间，靠着教科书和 YouTube 自学眼科光学。她通过了两次全国性委员会考试，还自费数千美元拿到了两份执照。然而，这依然不够。她说：“因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他们还是不肯录用我。”
金伯利·布雷迪的遭遇折射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美国，转行非常困难，而 AI 很快会让转行变得更加普遍。高盛集团预测，未来十年内，AI 可能会取代大约 1000 万个工作岗位。初级白领岗位和常规办公室工作面临的风险尤为严重，这让新老员工都人人自危。虽然大规模失业尚未成为现实，但这种担忧已经开始影响美国政治：近五分之一的劳动者预计，AI 将在五年内夺走他们的工作。
从电力到计算机，早期的技术变革虽然淘汰了部分劳动力，但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如今，包括埃隆·马斯克在内的一些技术专家设想了一个未来：随着有偿工作的减少，全民高收入将为人们提供生活保障。然而，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家会满足于这种解决方案，但要拿出其他的解决办法，难度显然更大。一个真正有效的应对方案，应该帮助年轻人进入职场，协助在职员工适应职业变化，并引导失业人员转型到新的岗位。在这一轮颠覆性冲击到来之前，美国能否建立起这样一个系统？
美国近年来的表现并不乐观。 2000 年至 2011 年间，美国流失了近 600 万个制造业岗位，其中约 100 万个是由于来自中国进口商品的竞争加剧造成的。这导致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多年来就业持续低迷。当时，联邦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是“贸易调整援助”项目。该项目为劳动者支付再培训费用，并延长失业救济期限，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因为贸易竞争而失去工作的。接受培训的工人，其工作时间比未接受培训的同类工人平均多出约三个月；在随后的十年里，他们的收入也多出约 5 万美元。
然而，该项目的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在 21 世纪初，每年只有大约 16 万名工人获得贸易调整援助认证，而同期制造业每年流失的岗位却高达 50 万个。在获得认证的人群中，每年只有约 4 万人真正参与培训。这主要是因为申请流程异常繁琐，从申请到培训开始往往要等上近一年。这最终导致了地方经济的崩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
AI 带来的冲击将有所不同，它会波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白领岗位。岗位的流失可能体现为招聘规模的缩减和一轮轮的裁员，而不是工厂的突然倒闭。即便如此，某些特定群体仍将承受沉重的负担。年轻员工可能会发现，初级岗位的机会正在消失；而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女性，由于大量集中在文秘、行政、客服中心和后勤等岗位，面临的风险将尤为严峻。
目前，美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依然假设，劳动者只需在职业生涯初期接受一次培训，而失业只是重新回到类似岗位的短暂中断。在高中毕业的美国人中，大约有四成会就读四年制大学，其中 61% 的人在毕业时背负债务。社区大学提供了大部分的短期培训，但得到的资金支持却极少——它们每年仅获得约 250 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就业项目，服务约 800 万人。
针对失业人员的专项联邦支持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自 2022 年贸易调整援助停止接收新申请以来。 2023 年，联邦政府针对失业人员的主要培训项目仅拨款 1.7 亿美元，培训了约 3.9 万人。参与者只能获得一张面额微薄的凭证，用于支付经批准的课程。有些项目效果尚可，但许多项目并不尽如人意。曾任罗德岛州州长、现任乔·拜登政府商务部长的吉娜·雷蒙多表示：“我们整个体系拨款的基础是‘出勤率’，而不是‘培训成果’。”这导致了整个系统既分散又缺乏资金支持。
那么，更好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要从年轻员工着手。如果 AI 侵蚀了初级白领岗位，美国就需要开辟更多不需要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就业途径。行业性培训项目就是一个被证明有效的模式：中介机构将地方雇主和培训机构联合起来，围绕实际的岗位空缺来设计课程，并提供辅导等支持。在医疗保健、 IT 支持和制造业领域进行的四项随机试验表明，这类项目使劳动者的长期收入提高了 11% 到 40%。
学徒制是另一种途径，它将带薪工作与系统性培训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些项目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但美国目前仅有约 80 万名注册学徒。这一数字仅为德国的一半左右，而德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此外，与德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学徒项目依然高度集中在建筑和技术工种领域。
其他一些探索也已经启动。由吉娜·雷蒙多与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州长埃里克·霍科姆共同创立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 RAISE US，正与各州州长、雇主及培训机构合作探讨新思路。目前，该组织已宣布在四个州开展试点。其在马里兰州推行的项目，是在该州一项已有三年历史的项目基础上建立的，旨在出资资助年轻劳动者在非营利组织工作一年。 RAISE US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职业辅导、职业技能培训，并为他们开辟了通往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长期工作的通道。不过，至少在目前，这些尝试还仅仅停留在实验阶段。
随着 AI 改变现有的工作岗位，在职员工需要不同形式的援助。目前，大多数应对措施都集中在教员工如何使用这项技术。从咨询公司到金融机构，大型白领雇主普遍设立了内部培训项目，帮助员工学习如何用 AI 辅助工作。然而，有些员工需要的不是原有岗位的“升级版”，而是需要彻底转行。
作为一家软件公司，赛富时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型的缩影。该公司的 Career Connect 平台可以将员工的技能与潜在的内部岗位进行匹配，并推荐相关的培训项目。此外，公司的教育报销福利还能帮员工分担考取正式资质的费用。赛富时自身的平台正面临 AI 的颠覆，它积极探索帮员工转型的新方法，这完全合情合理。但目前来看，此类支持内部流动的机制在企业中依然罕见。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对于许多岗位面临风险的员工来说，目前没人知道应该让他们往什么方向转型。康涅狄格州正与 RAISE US 合作，探讨能否引导后台行政人员转型做医疗保健工作。然而，保险代理人可能并不具备良好的亲和力和临床沟通技巧。理想情况下，新岗位应该结合现有技能，并保留一定的职业认同感。“这关乎人们的自尊心，”北卡罗来纳州商务秘书李·利利表示，“你不能指望一个干了 20 年的白领，然后问他‘你想不想去当个焊工？’这不切实际。”
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培训体系需要更加灵活的原因之一。雇主必须深度参与，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来调整课程。但这种参与不会自发实现。在 Costco ，金伯利·布雷迪在获得跨岗培训机会后，最终转到了眼镜部门，将自学的技能转化为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然而，这个机会只是个案，并非大规模重新培训员工的可推广模式。
随着技术变革迫使劳动者更频繁地跳槽，许多人可能需要经历多次重新培训。然而，那些失业的人在重新培训时却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将联邦佩尔助学金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学期为 8 至 15 周的合格职业培训项目。但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 2034 年，这一调整每年只能多覆盖约 10 万名受益人，平均每人获得的助学金约为 2200 美元。无论是相比高质量短期培训的成本，还是相比每年发放近 400 亿美元、针对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常规佩尔项目，这笔资金都显得杯水车薪。
理想情况下，要建立更好的体系，各州州长、华盛顿特区、培训机构、雇主以及科技公司之间必须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在 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担心二战后出现大规模失业，商业领袖们成立了经济发展委员会，为向和平时期转型做准备。吉娜·雷蒙多鼓励企业支持建立类似的现代组织。吉娜·雷蒙多表示：“如果我们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 AI 领域就无法引领世界。这还会引发监管层面的反弹，对这些公司没好处。”
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非常欢迎与科技公司开展更多合作。他表示：“坦白说，我需要 Anthropic 和其他 AI 公司的帮助，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Anthropic 和 OpenAI 基金会已分别承诺投入 2 亿美元和 2.5 亿美元，用于研究、资助和试点项目，以帮助劳动者和经济体应对 AI 带来的冲击。相比之下，到 2030 年，OpenAI 计划在算力上投入的资金是这一数额的 3000 倍。
编译自《经济学人》，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