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社交生活存在一个生理极限：150 人。这就是“邓巴数”。大约 30 年前，英国心理学家罗宾·邓巴提出了这个概念，用来指代一个人能与之保持有意义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
什么样的关系才叫“有意义”？罗宾·邓巴向《纽约时报》给出了一个群体效应》一书中写道。具体来说，人们交谈最多的是最亲密的五个人。社会学家将这种关系称为“强联系”，毫无意外，这些人也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
对强联系的这种理解，恰恰是 Google+ 的核心逻辑。它允许用户把人分类整理成不同的“圈子”（circles），并围绕这些圈子展开互动。这就迫使人们去思考自己社交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同，而不是把所有人一扣到底，全当成没有区别的联系人或粉丝。这很合乎逻辑：家人的确不同于同事，同事也不同于牌友或教会教友。
亚当斯还希望汲取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教训：当人们把注意力从强联系转向弱联系时，由此产生的连接就会变得更加危险。强联系之所以强，是因为它们的可靠性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你从家人或同事那里获取的信息和意见，不仅可信度更高，也更有具体的情境背景。相比之下，你在商店（或互联网上）听陌生人随便说的话，本质上可信度就没那么高——或者说本来就不该那么高。但弱联系也会带来更多新意，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带来人们此前未曾见过的资讯。从弱联系发展到强联系，本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个人需要不断测试和考量这种关系，再决定如何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正如马克·格兰诺维特在他 1973 年关于该主题发表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强联系无法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架起桥梁。想要建立全新的连接，离不开弱联系。
弱联系能够带来新的机遇、想法和视角——这正是其威力所在。例如，人们往往正是通过弱联系找到新工作或伴侣的。然而在网络上，我们接触到的弱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而且那些不可信的人看起来却和可靠的人差不多——因为脸书或推特上的每一条帖子，形式上基本都大同小异。这让人们更容易去相信弱联系，进而导致原本边缘化的影响力走上中心台面，或者让本就居于主流的影响力自我强化。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马克·格兰诺维特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如果只讨论连接的‘强度’，就会忽略……有关其内容的所有重要问题。”
亚当斯的著作读起来就像是对互联网后来所有乱象的一场预言。亚当斯写道，当观点被推送到大量容易受影响的人面前时，就会迅速传开。反过来，这些人又会成为传播媒介，把观点散播给更多接受者。而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容易受影响的人紧密相连，这就让传播速度变得飞快。亚当斯总结道，当那些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接受某种观点的人最终也接受了时，“是因为他们不断看到身边有大量的联系人都在接受”。信任和传播的门槛越低，随便什么人产生的观点就能越不受约束地猖獗传播。更糟的是，人们往往最喜欢分享那些最能煽动情绪的观点、故事、图片和其他素材。
故事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脸书构建了自己的服务，将弱联系传播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实现了超级规模。早在 2011 年初 Google+ 尚未上线之前，亚当斯就离开谷歌跳槽去了脸书。八年之后，谷歌悄无声息地关闭了这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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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们要么把网络社交生态的改革看作需要用更多技术来解决的问题，要么认为它需要政府监管介入。但这两种方案进展都极为缓慢。脸书、谷歌等巨头试图依靠导致这些问题的机器学习技术，来反过来对抗虚假信息和敌意情绪；批评人士则呼吁美国司法部拆分这些巨头的权力，或要求美国国会出台法规予以限制；脸书甚至建立了一个监督委员会，将其自创的技术至上主义与自家特色的司法监督混为一谈。与此同时，虚假信息依然滔滔不绝，社交环境在毒化中持续恶化。
相比之下，对互联网服务施加更多且更有实质意义的限制，无论在美学还是法律层面，都完全契合科技行业的形态与商业模式。限制发言频率、受众规模或构成、单次言论的传播范围，或是帖子的生命周期，这与计算媒体的创作和技术基础完全吻合。令人震惊的是：人们为了把一个想法塞进 280 个字符里而重新组织语言，早已习以为常；但要是说把这条信息的受众限制在 280 人以内，或者存在时间限制在 280 分钟以内，人们却绝接受不了。然而，后者的本质逻辑与前者没有任何区别。
监管干预之所以毫无进展，是因为它们没有触及“超级规模”这一现实条件，导致监管如此庞大的人群和庞杂的内容变得极其困难。这也让公众在“谁应该拥有影响力”的问题上产生分裂。人们感知到的受众数量或传播范围只要有任何差异，就会被归咎为偏见或审查。而科技公司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因为这一切都隐藏在一个被称为“算法”的重重复杂机制背后。于是，算法成了替罪羊，招致抨击、指责与报复。与此同时，超级规模的机器仍在持续运转，进一步侵蚀着所有类型信息的可信度与可靠性——甚至包括人们对当前社交软件如何运作、以及它还能有何改动的认知。
相反，如果对受众规模和传播范围设定一视同仁的设计限制，就能有效抑制过度接触、交流和扩散。要想真正见效，这些限制必须清晰透明——推特的 280 个字符限制之所以易于理解和接受，原因就在于此。这些限制也更容易受到监管、执行和核查，至少比施压要求科技公司做好内容审核或提高算法透明度要容易得多。最后，给线上社交行为设定硬性限制，实际上是在发挥计算设计的技术与优势，而不是试图去拆解它们。
迈出这一步确实会很痛苦，因为每个人都早已习惯了这种“超大规模”。科技公司一定会全力阻挠任何降低增长或互动量的举措，普通网民也会对陌生且全新的限制感到反感。但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只能继续忍受超大规模不断喷涌出的网络垃圾，这同样难以为继。如果超大规模是问题所在，那么缩小规模就必须成为破解之道。这个目标绝非易事，但它切合实际，单凭这一点，就比其他竞争方案更有优势。试想一下，如果网上不再那么吵闹，世界将会清净多少。
编译自《大西洋月刊》，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