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时期（从 1978 年到 21 世纪初），中国曾是一个充满高生产力劳动者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15 至 64 岁）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57% 一路上升，在 2010 年达到了近 75% 的峰值。正是这批劳动者修筑了公路、建造了工厂和住宅小区，并创办了无数企业。他们推动中国经济连续 30 年实现了近 10% 的年均增长，经济总量翻了 20 倍。
但在过去 10 年里，这股浪潮发生了逆转。北京的独生子女政策，加上将东亚生育率推至历史新低的社会因素，导致中国连续 30 年的生育率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抽干了驱动中国崛起的燃料。中国总人口在 2021 年达到 14 亿的峰值，目前每年减少 300 万至 400 万人，大致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洛杉矶的人口。到了 21 世纪 40 年代，如果中国继续追随东亚国家跌入超低生育率的轨道，每年将减少约 1% 的人口——即约 1000 万人，比整个纽约市的人口还要多。与此同时，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急剧上升，从现在的 15% 翻倍至 2040 年代的 30% 左右，到 21 世纪末更将飙升至 40% 以上。相比之下，美国该年龄段人口的增长预计要平缓得多，仅从现在的 19% 左右缓慢上升至 2060 年的 23% 出头。
简单来说，中国正在步入一个人口衰退的世纪。这一变革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重塑程度，将不亚于上世纪的人口大爆发。回到 20 世纪中叶，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带来了激增的年轻人口。毛泽东将这股力量转化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推翻了根深蒂固的阶级结构，自下而上地重塑了社会。到了 1978 年，中国拥有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推行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敏锐地将这些劳动力融入全球经济，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如今，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变得日益倒退和僵化。随着中国共产党重新转向个人集权，其过去引以为傲的技术官僚治理机制已不复当年。中共未能创造性地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反而依赖镇压手段，习惯性地执行中央指令——无论风险有多大。例如在经济方面，尽管显然需要扩大内需并健全贫困群体的社会安全网，政策制定者却依然坚持推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偏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政策。
因此，21 世纪中国的故事不仅是人口衰退的故事，也是政治瘫痪的故事，更是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正是这种双重困境，让中国的未来显得格外暗淡。随着中国走向老龄化，其政治体制承受的社会压力只会愈发剧烈。 21 世纪中叶的中国，最终可能会非常像 16 世纪的明朝——一个因社会、性别和代际分歧不断恶化而日益脆弱僵化的政权。然而，华盛顿的观察家们切不可对此幸灾乐祸，中国的轨迹归根结底是一个警告：人口衰退和政治侵蚀可以掏空任何一个大国——包括美国。
瘫痪的政治
正如记者袁莉所指出的，美国患上了“中国羡慕症”。科技投资人奉承中国最新的 AI 模型；能源专家对中国在电池和太阳能领域的工业主导地位赞叹不已；记者和分析员在参访归来后，往往会对中国光鲜亮丽的轨道交通和工程建设能力大加赞赏。与此同时，政客和评论员常常将中国扩张的海军力量、导弹发射试验，与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演讲结合在一起，构筑出一个统一的形象：一个正在成功实施 21 世纪崛起宏伟战略的强盛国家。
相较于华盛顿的政治闹剧和美国其他地区的萎靡不振，中国财富与实力的这些表面现象，往往让人得出关于两国国运消长的断言。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北京也在经历深刻的政治侵蚀——只是形式与华盛顿不同。由于中国体制受到严密控制，其走向个人集权的过程不会体现在电视上的对立辩论，或是最高领导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狂怒发言。相反，北京的剧变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但影响同样深远。在过去 20 年里，中共日益紧密地围绕着同一个人运转。习近平在 2018 年成功废除了国家主席的宪法任期限制，并在 2022 年中共二十大上彻底清洗了党内高层，清一色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和唯唯诺诺之人。类似的清洗也定期震动着中国军队的高层，并在 2026 年达到顶峰——习近平亲自选拔的高级将领张又侠被解职，这让习近平几乎独自掌管着中国军队。
按目前规划，习近平将于 2027 年开启他的第四个中共中央总书记五年任期。到 2032 年他将年满 79 岁，但他至今没有透露任何接班人选的迹象。领导人高龄且孤立，会增加决策失误的风险，这一点在中国和在美国都一样。然而，中国正在从一个高效的技术官僚国家，演变成由高龄专制者终身执政的国家。这种转变凸显出两国发展轨迹的根本差异：与中国不同，美国依然可以在国会中期选举、 2028 年大选以及此后的每几年里做出不同的选择。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停滞得多。
到 21 世纪 40 年代，中年可能减少 1000 万人口。
最关键的是，习近平营造的窒息政治氛围，正在削弱北京应对新问题的能力，使之无法像前几代领导人那样灵活应对。回看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推行农村改革，彻底颠覆了毛泽东时代的正统经济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曾参与这些改革的党内关键官员赵树凯指出，北京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政治结构在顶层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定开放度”。正是这种灵活性，让当时的领导人能够放权给有能力、高效的官员去大胆解决重大的经济挑战。例如在 1994 年，总书记江泽民委派总理朱镕基全面改革税制，为中国中央财政打下了更稳固的基础。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倒退，这种灵活解决问题的模式正被僵化的教条主义所取代。如今，干部们被迫教条式地执行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而不顾后果。比如在 2022 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领导下的上海官员试图采用较温和、精准的方式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然而，一旦发现这种做法与习近平赌上个人威信的“清零”政策相冲突，他们就迅速放弃了尝试。结果导致上海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严酷封城，许多人无法获得稳定的食物和药物供应。这一做法甚至成了当年晚些时候中国各地封城的样板。然而，李强不仅没有因为这场灾难受到问责，反而在 2022 年被习近平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于 2023 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如今，尽管经济学家对通缩、产能过剩加剧以及消费下降深感担忧，李强依然忠实地带领中国官员贯彻习近平推动的工业制造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
中国社会和国家机器中蔓延的这种死气沉沉的惰性，并不全由习近平一人造成。自 21 世纪初前苏联加盟国的“颜色革命”以及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共精英阶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日益加深。中国当局加大了对媒体、法律界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压缩了中国民众讨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空间，并抹杀了要求深化政治改革的呼声。中共内部的空间同样在收紧，如今几乎没有人愿意考虑可能严重影响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相比之下，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朱镕基为了确保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强行推进了痛苦的国企改革——尽管这导致数千万人失业并引发了大规模工人抗议。为了长远利益而承受短期阵痛，曾被视为中国的核心优势之一，但如今的北京几乎不再表现出推行此类举措的意愿。
以中共在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财政后果时的犹豫不决为例。几十年来，中国的退休年龄一直是全球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男性 60 岁，白领女性 55 岁，蓝领女性 50 岁。不出意料，中国学者预测，覆盖约 5 亿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和干部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 2030 年代中期耗尽。因此，提高退休年龄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在北京的日程表上。然而，当局的动作极其缓慢和微弱。尽管 2024 年终于公布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方案，但该方案要到 2040 年才能完全落实。届时，中国的退休年龄依然处于全球最低行列：男性 63 岁，白领女性 58 岁，蓝领女性 55 岁。
同样，中共也推迟了解决城乡居民福利待遇严重不平等的问题。习近平大肆宣扬的“共同富裕”运动并没有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没有解决国家养老金和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巨大悬殊。 2022 年，约 1.38 亿城镇退休人员平均每年领取 6,080 美元的养老金，几乎是 1.75 亿农村及农民工退休人员每年领取的 345 美元微薄养老金的 18 倍。中国学者和官员经常呼吁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待遇，以刺激内需。然而，具有真正再分配性质的举措迟迟未能实施，原因很简单：相比动员能力有限的边缘化农村和农民工群体，官员们更害怕得罪现有体制下的城市受益者——即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中共有着直接联系。
这两个双重趋势——一个是列宁主义体制不断老龄化并滑向个人独裁，另一个是面对任何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事务时政治惯性越发严重——已经削弱了中国的治理能力。哪怕中国正走向人口断崖，北京似乎也无法为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挑战做好准备。中国可以建造新的高铁或航母，但似乎无法为其快速老龄化的农村建立一套可持续的社会安全网。
生养众多
政治瘫痪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北京还在主动将中国推向倒退的方向，这不但无法解决人口危机，反而会加剧这种困境。在习近平严厉警告外部文化渗透、要求官员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规范结合时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赞扬女性作为“贤妻良母”的“特殊作用”等主导下，北京正在煽动一种排外的本土主义和新传统主义复兴，并重新确立父权制性别规范。
北京正在形成的这种世界观，反映了明朝（1368—1644 年）的影子。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蒙古人统治后，明朝初期曾通过 15 世纪初著名的宝船舰队进行过短暂的外向探索。但随后，明朝转向了一种闭关锁国和本能保守的中国路线。蒙古人的统治曾让人感到极为屈辱，明朝统治者对外国影响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他们致力于恢复自己眼中正统的中华文明。
历史与现实的相似之处并不难找。例如在明朝时期，曾于蒙古统治时期盛行的波斯宗教摩尼教等外来信仰受到了打压。同样，自 2010 年以来，北京逐步偏离了改革开放时期较为宽松的政策，推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信仰的“中国化”。明朝时期少数民族被施压通婚，这与 2026 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北京强迫民族同化的新政策法律化如出一辙。
明朝还转向了理学（新儒家思想），对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施加限制。这些观点与如今中央下发给官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口径如出一辙：“做好家庭工作，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妇联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种“明朝再现”将加剧中国的人口问题。整个东亚地区骤降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映出女性追求与社会僵化的性别规范之间的深层紧张关系。在 2013 年至 2024 年间，中国的初婚人数下降了约 55%，男女双方都在远离组建家庭。然而，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之一、清一色为男性的政治局似乎认为，解决这一趋势无非是找到合适的激励措施来推动公民结婚生子。 2021 年，它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育儿补贴和育儿假政策，同时限制离婚、堕胎和输精管结扎。它还重新设计了邮票、教科书和公共艺术品，将多子女家庭宣传为理想状态。不出所料，北京这些脱离现实且倒退的政策与宣导方式不仅收效甚微，还在恶化中国的性别关系。
如果北京无法说服本国公民生育，它可能会使用其他老龄化社会用来应对快速老龄化挑战的杠杆：移民。在世界各地，快速老龄化的国家纷纷引进外籍劳工，以填补劳动力减少留下的岗位空缺，并照顾暴增的老年人口。甚至连一度封闭的韩国也在吸收更多外籍劳工，以弥补低出生率的不足。如今，外籍居民约占韩国总人口的 5%，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一比例接近于零。
然而，中共对排外本土主义的执念让这一选项难以施行。 2010 年和 2020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外籍居民占中国总人口的 0.1%，这与 1990 年的台湾或韩国大致相同。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两个社会走向了更大的开放，而中国却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以自我民族为中心的路。过去十年间，中国当局打压了包括电影在内的外国文化产品。自 2016 年起，当局将 4 月 15 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通过宣传横幅、学校活动和电视节目警告公民提防外国间谍。这种宣导不仅会让中国未来更难吸引所需的外籍劳工（例如养老护理人员），还在煽动中国大众抵制外籍人员。
2025 年 8 月，官方宣布推出一种新签证，旨在吸引 STEM 领域的外国青年人才。这符合习近平提出的目标：让中国成为制造和科技领域的全球领跑者，并与发达国家争夺全球人才。然而，公众的反对浪潮迅速爆发，且异常猛烈。当月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 18.9%，年轻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讨伐政府出卖他们的利益。相关话题的帖子在短短几天内就吸引了数千万次浏览。一些为政府辩护的评论员被骂作“汉奸”。还有人推测，印度科技工人可能会涌入中国，抢夺工作岗位和择偶对象。一年多过去了，至今没有任何关于发放此类签证的报道。
这种对“外人”的国内排外情绪，构成了 21 世纪中国出现的又一个危险裂痕。中国不仅正在老龄化，而且在 2049 年迎来建国百年之际，其核心社会分歧——男女之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很可能因数十年的治理停滞和倒退价值观而进一步加深和恶化。到了本世纪中叶，北京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极有可能成为新型民粹主义不满情绪的对立面。
定时炸弹
对一些美国决策者来说，这些趋势带来的最大风险是战争。哈尔·布兰兹与迈克尔·贝克利在其 2022 年出版的著作《危险地带：即将来临的对华冲突》中警告说，人口下降可能会促使处于“顶峰期”的中国孤注一掷，试图在社会压力和经济制约全面爆发前夺取台湾。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然而，更恰当的解读不是一场理智而经过精算的赌博，而是一位年长且孤立的领导人做出的严重误判。正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022 年决定入侵乌克兰之前，或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 2026 年发动对伊战争之前一样，年迈的习近平很可能会脱离现实，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下属，从而跌跌撞撞地走向灾难。
但中国更深层的风险来自内部。短期内，随着现有趋势的延续，中国政治将陷入停滞。政府可能不会采取切实努力去解决农村地区的困境，也不会削减特权阶层的福利。与父辈相比，这一代年轻人将经历疲软的经济增长和更差的就业前景，同时置身于对女性越来越不友好的停滞政治气候中，这一切都将导致更多人选择放弃结婚和组建家庭。随着中国走向老龄化，这些趋势将引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而中国国家机器将被迫不断依赖全面监控和“网格化管理”手段——即最初为了管控新疆少数民族和全国各地维权访民而开发的方法——来应对这种局面。
事实上，中国当局已经开始重塑其安全国家的工具来应对这一挑战。 2023 年，北京组建了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监控面临“四无”（无配偶子女、无工作稳定收入、无正常社会交往、无房车等资产）或“五失”（投资失败、生活工作受挫、情感失意、精神失常、关系失和）的人群。北京将这些人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认为他们可能发动无差别袭击。例如在 2024 年 11 月，一名 62 岁的男子因对离婚财产分割不满，驾车撞向人群，造成几十人死亡。
在未来几十年里，北京将把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所有社会问题逐步“安全化”。到了 21 世纪 30 年代，生活在中南海深宅大院里的高龄党政领导人向外看去，看到的或许只是表面的稳定。中国的科技亿万富翁们也可能说服自己，认为自己同样可以远离平民百姓的烦恼。但加剧镇压和监控绝非长久之计。这些少数特权阶层将坐在自己制造的定时炸弹上，这与明朝末年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所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
2013 年至 2024 年间，中国的初婚登记人数下降了 55%。
到了 16 世纪末，曾经强盛的明朝正在剧烈衰落。数十年的财政挥霍，包括在朝鲜与日本长期作战的巨大消耗，掏空了国库。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派官员曾试图弥补国家财政漏洞，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扩大税基，迫使士绅和地主精英承担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中的更大份额。然而，士绅阶层发起了反扑。 1582 年张居正去世后，他们成功废除了他的新政，并在死后对他进行声讨与清洗，借此警告其他可能企图动摇其特权和财富的人。这个陷入困境的帝国的财政重担，最终全部落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与此同时，明朝朝廷陷入了政治瘫痪。万历皇帝（1572–1620 年在位）在执政期间，因立储问题与文官集团僵持长达 20 年。其结果就是高层的政治真空。随着皇帝放弃治理朝政，官吏的奏折和报告堆积如山却无人阅读，关键的国家官职长期空缺，而朝廷官僚体系也在恶劣的党争中走向分裂。
按照目前的轨道发展，中国有可能重复这条轨迹。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可能会经历漫长的政治惯性期，伴随着官僚机构能力的空心化，随后在 2030 年代或 2040 年代爆发接班危机。随着经济繁荣期成为历史，大量迹象表明，中国正面临财政紧缩。地方政府陷入赤字，许多地方难以按时发放教师和公务员的工资与福利。这笔负担再一次落在了社会最弱势的群体身上。参加国家医保的农村和流动人口目睹了保费暴涨——在过去二十年里，保费每年上涨 20%。由于负担不起费用，近年来约有 8300 万人干脆选择退保。
单看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至于招致灾难。但把它们加在一起，却勾勒出一个本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十年的国家政策加剧了每一条主要的社会裂痕。正如衰弱的明朝末年那样，领导层动荡和国家能力削弱，极易与潜在的社会紧张局势融为一体，从而引发生存危机。 1620 年代，明朝的一波预算削减将失业的驿卒李自成逼上梁山，最终他在 1644 年领导起义推翻了明朝。未来几年，如果中国削减体制内员工的养老金或福利，可能会引发类似的现代版本。 1630 年代，受到旱灾和饥荒冲击的农民大量涌入，使得李自成的乌合之众迅速壮大，进而挑战皇权。到了 2030 年代或 2040 年代，气候变化加剧的中国北方缺水危机，抑或是缺乏充足医疗保障的农村和流动人口（包括他们日益衰老的父母），或许就会成为提供爆炸性干柴的火种，就像四百年前饥饿的陕西农民一样。
在今天光鲜亮丽的中国，这一切或许很难想象。然而，吞噬大国的内部引爆力，在被点燃的前一刻往往显得人畜无害。正如在各自国家陷入危机节点的前二十年，人们同样很难看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干柴，会将一位无名的奥地利画家、一位平庸的苏联克格勃官员，或者一位张扬的美国地产商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美国的选择
对华盛顿而言，针对中国具体政策所构成的威胁做出回应，依然有着十分现实的必要——例如中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压力，或者受到国家补贴、正涌向全球市场的工业过剩产能。然而，一些美国决策者可能会忍不住把这种回应包装成宏大的生存之争，喊出阻止“中国世纪”的“时代挑战”。华盛顿不应该送给北京这样一份大礼。事实是，北京自己的选择正在摧毁中国的未来。随着内部不满情绪不断上升，中国领导人会试图转移焦点，将根本原因归咎于美国在文明层面排斥中国的崛起。接受这种叙事，无异于帮北京背锅甩锅。
此外，这种框架还会引发内部过激反应，进而撕裂美国的社会肌理。此类叙事会加剧恐慌，就像 1950 年代的第二次“红色恐慌”一样，当时它将杰出科学家钱学森逼回了中国，让他成为了中国火箭之父。如今，类似的局面正在上演：美国国内日益强烈的猜忌氛围、不断收紧的签证政策，以及几十个州禁止中国公民购房买地的法律，正将华裔科学家赶出美国实验室，并导致国际留学生人数大幅下降（2025 年下降了 17%）。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国家，不断涌入的移民让美国保持新鲜血液，走上一条与老龄化的欧洲、日本以及如今的中国完全不同的人口轨迹。然而，美国自身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美国的生育率早在 2008 年就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此后一直持续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开始排斥移民，而移民恰恰占了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长的大部分。由于现任政府对移民的打压，即将在 2027 年公布的数据很可能会显示，美国人口有史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华盛顿必须避免采取弄巧成拙的政策，以免加剧自身的人口危机——中国目前正深受此类政策之苦。从政治制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依然迥然不同。然而，美国同样展现出了极其明显的政治僵化迹象。美国国会的议员平均年龄创下了历史第三高纪录，自 1990 年代末以来，美国国会就再也没能按时为联邦政府提供预算资金。与此同时，政府关门已经成为美国治理中的家常便饭。美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与中国相当——这种差距同样让人难以推进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例如，分区法规保护了老龄居民拥有的房产价值，却阻碍了年轻人买房、立业和组建家庭。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很快也将面临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的这种清算。但人口危机并非不可避免。它是无数选择累积的结果——是支持家庭还是对他们发号施令，是欢迎移民还是将他们拒之门外，是扶持年轻人还是保护既得特权。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它正在走向一个死胡同般的、封闭的自我，而这只会进一步恶化其人口衰退。然而，美国依然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
编译自《外交事务》，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