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5 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接连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后，许多美国和欧洲评论员指出，这些首脑会议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中国官方媒体播出的视觉画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像古代帝王一样，正在接受最重要外国君主的朝贡使团。在象征意义上，这些访问强化了北京的叙事，即中国已经超越了竞争对手，再次回到世界中心。
在这种胜利愿景的背后，是中国的一种主张。他们认为，苏联未能管好社会主义，美国腐化了资本主义，唯独中国找到了完美配方。这个配方既能调和国家权力与市场活力，又能恢复国际和谐。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可能会掩盖一个根本的历史现实：中国的崛起并非发生在竞争对手建立的体系之外，而是得益于北京对这些体系的巧妙利用。在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里，共产主义中国依靠苏联的帮助打下了基础。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出台“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中国就一直利用自身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经济与军事超级大国。
然而，北京似乎浑然不知，其持续的成功完全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北京巩固了对供应链的控制，并对贸易伙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筹码。它在争夺工业主导地位方面也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欧洲和美国抱怨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破坏他们的工业，但北京对此不屑一顾。例如，在 6 月份举行的大连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总理李强并没有承认中国依赖（主要是西方）国家继续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意愿，而是坚称中国更具竞争力仅仅是因为加大了创新投资。北京既不承认更不去解决其产能过剩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把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全部是西方主要经济体）逼到了暴怒的边缘。
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占据了上风，因为它在许多全球关键产业和供应链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面临中国竞争而被削弱。而且，欧洲联盟未能就北京方面制定统一战略，这可能会侵蚀其内部的经济甚至政治凝聚力。但长期结果可能与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大相径庭。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已经促使美国和欧洲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来保护自身产业。因此，北京忽视了其自身成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悖论：中国的崛起依然与它希望超越的那些经济体的开放程度息息相关。它通向“后西方”秩序的道路，仍然必须穿过西方。
崛起依赖症
一个大国的野心，往往体现在它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战略野心一直都是让国家恢复其领导人眼中的正当地位——即回到国际秩序的中心。在这种世界观里，西方霸权构成了最大的障碍。它阻碍了中华文明重返其天然的核心地位，也阻碍了随之而来的全球和谐复兴。
然而，北京并没有通过彻底拒绝现存国际秩序来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它首先利用这些秩序来加速中国的崛起。随后，随着自身实力的扩张，它又从内部逐步发起挑战。无论是苏联主导的秩序，还是美国主导的秩序，都被中国视作达成目的的手段。中国务实且有选择地利用它们，将政治与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还设法保留并拓宽了中国的操作空间。
中国参与西方自由秩序的过程，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战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包含了一项务实的决定，那就是利用自由秩序为中国谋利。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即便北京加深了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国领导人却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霸权地位视作中国民族复兴的长期主要障碍。他们担心，与西方保持接触会鼓励政治自由化，并最终破坏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
因此，北京采取了双轨战略：一方面利用现有秩序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又逐步侵蚀该秩序的根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项庞大的国际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计划由北京在 2013 年发起，目前已扩展到 150 多个国家。该计划通过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网络，将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包括部分欧洲国家）连接起来，并由中国标准、中国供应链和中国金融网络提供支撑。借此，北京试图转移国际经济的重心，使其脱离二战以来支撑美国领导地位的那些机构。
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迅猛增长，也让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一种信念：美国对国际秩序的霸权正在进入不可逆转的衰退期。近年来，习近平公开采用了“东升西降”这一口号。不过，该口号的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 2007 年至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许多中国分析人士当时将这场危机解读为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存在结构性弱点的证据。
中国的崛起依然依赖于那些它渴望超越的经济体的开放程度。
自 2025 年底以来，诸如“美国斩杀线”等网络热梗在中国疯传。这类观点认为，普通美国人离崩溃只有一场危机的距离。这让“美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正在全面衰退”的观念在中国广为流传。许多中国年轻人正面临经济放缓和机会减少的困境。对他们来说，美国衰退的故事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这证明中国的问题只是暂时的，而西方的问题则是结构性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家和外交政策专家将西方描绘成在道德和政治上已然枯竭的形象，同时将中国塑造成稳定、秩序和文明复兴的源泉。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金灿荣等人断言，世界的重心正逐渐从跨大西洋地区向亚洲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事实上，这种论调在非西方世界获得了一定支持。无论是柬埔寨、津巴布韦、伊朗，还是沙特阿拉伯，这些截然不同的国家里的部分政治精英，都将西方自由主义描绘成具有干涉性、虚伪或已然衰竭的体系。相反，他们将中国视为维护稳定、捍卫主权和推动发展的合作伙伴。
中国的这一论调在西方社会的部分群体中也找到了立足点。像匈牙利前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等领导人，已将中国描绘成稳定的典范，以及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战略选择。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具有影响力的政商界人士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将其视为经济机遇和战略自主的源泉。即使是在对华态度已经强硬的德国，部分工业界高层依然倾向于经济接触而非对抗。唐纳德·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之间在贸易、国防开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关税问题上屡次爆发紧张关系。这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的看法：跨大西洋关系十分脆弱，欧洲最终可能会寻求与华盛顿保持更远的距离。
在北京看来，中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对抗来取代由美国主导的秩序，而是要通过比美国坚持得更久、适应力更强来实现这一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以说服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由中国领导能为国际秩序提供更加合法的基础。在习近平的战略考量中，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完全可以避免。这是因为他预计，在任何灾难性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之前，美国内部就会先自行衰退。支撑这些假设的是北京的一种信念：中国能在苏联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苏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实证明他们无力维持击败美国所需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斗争。而中国则不同，通过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具备了超越美国霸权并塑造全球新秩序所需的文明深度、政治韧性和经济活力。
然而，中国这一宏大的叙事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盲区。中国崛起的成功，绝大部分依赖于现有秩序，以此来获取援助、技术、专业知识以及最重要的市场。与苏联不同，中国从未建立过一个全面的替代秩序，来取代支撑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各种机构。相反，中国一直依赖现有秩序的开放性，同时从内部逐步挑战其规则和制度。结果就是，中国越是有能力削弱促成其崛起的自由主义秩序，它破坏自身繁荣根基的风险就越大，毕竟它依然依赖着这些根基。
反咬一口
中国领导层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以出口为导向的崛起已经造成了大规模的经济失衡。最近几个月，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和前央行官员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主要的经济挑战在于国内需求不足。他们指出，中国以投资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导致了储蓄过剩、家庭消费疲软以及长期的需求不足。在他们的文章中，一种共识正在形成：除非中国家庭收入增加，且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否则中国将继续产生过剩的产能和储蓄。这不仅会维持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还会加剧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然而，对于中国依赖外国市场来消化其过剩产能和储蓄这一事实，中国经济学家大多保持沉默。相比之下，许多外国经济学家虽然对中国国内经济有着相似的诊断，但他们更指出了中国经济失衡带来的深远国际影响。例如，常驻北京的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受抑制的消费和过剩的国内储蓄迫使中国不断出口商品和资本。这就要求其他经济体——从历史上看，最主要的是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来吸收中国的过剩产出。
欧洲分析人士现在正将这一论点延伸到欧洲联盟。随着美国努力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大量中国过剩产能被转移到欧洲市场。北京的这一做法可能会让欧洲联盟面临不断加剧的去工业化压力和通缩竞争。如果对这些动向置之不理，将导致失业率攀升、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经济不安全感增强。这势必会在整个欧洲为民族主义和极右翼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支撑中国崛起的机制，正在制约其未来的发展。
北京的做法已经加速了美国和欧洲的保护主义反弹。在华盛顿，两党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必须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反制中国补贴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已将当前的中欧经济关系定性为“不可持续”。欧洲目前正酝酿出台一系列广泛的协调措施，旨在从系统层面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甚至非西方国家也开始效仿。在与美国进行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同时，中国还在继续大力支持国内的中低端制造业。这限制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增长。各国已经就此出台了政策回应：印度针对中国企业扩大了贸易防御工具和投资审查机制；巴西和土耳其加强了反倾销调查，并讨论如何为战略工业部门提供保障。印度尼西亚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该国的决策者越来越希望减少对中国工业制成品进口的依赖，并强化本国的价值链。
北京越是寻求提升工业主导地位，就越会助长保护主义、去风险战略，并导致国际经济体系走向碎片化，而正是这个体系促成了中国的崛起。如今，中国的经济模式似乎陷入了一种自我强化的矛盾之中：那些支撑其实现惊人崛起的机制，正在同时引发国际社会的抵制和系统性的碎片化，而这必将限制其未来的发展。
首选倾销地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美国和欧洲的担忧不屑一顾，认为他们试图将自身的经济困难归咎于中国。中国官员辩称，该国的贸易顺差并非源于国内失衡，而是来自真正的比较优势，以及西方消费者和企业的自愿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对中国工业扩张的抵制，不过是企图阻挡全球权力平衡发生不可逆转转移的徒劳之举。这背后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美国和欧洲应该适应中国的崛起，而不是试图加以限制。
北京的回应反映出一种微妙但意义重大的尝试，即改变中国的身份定位：从一个挑战现有秩序的反霸权大国，转变为一个实质上的霸权参与者，并试图让外界接受其主张的新等级制度。但是，北京指望世界其他国家无限期地容忍对中国工业产能日益加深的依赖，这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对其工业霸权的反击只会愈演愈烈。往好了说，中国能做的也就是提高贸易伙伴远离中国供应链的成本，从而拖延这场不可避免的调整。同时，北京还可以利用其庞大国内市场的准入条件，动员那些继续从对华经济交往中获益的外国企业和政治团体，以此来削弱外界对实施更严厉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支持。
然而，尽管欧洲经济体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欧洲在反制中国方面可能比美国面临更多困难。正如迈克尔·佩蒂斯和恩里科·法尔代拉所指出的那样，欧洲联盟在结构上依然脆弱，只能继续消化中国带来的失衡。欧元区既有德国和荷兰等出口导向型的顺差经济体，也有南欧那些更依赖进口的经济体，这导致它们在对北京的经济关系上产生了利益分歧。因此，中国可以将外部的经济杠杆转化为欧洲内部的政治分歧。面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行业遭到报复的风险——尤其是德国的汽车工业，以及奢侈品、机械和先进制造业——欧洲对华采取连贯经济战略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
北京追求全球工业主导地位的做法，最终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不断加剧的争端表明，欧洲需要制定更好的战略。欧盟委员会正越来越多地寻求提升能力，以管理外部失衡并保护欧洲的经济稳定。但是，中国将继续进入欧洲市场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随着美国采取措施限制中国进入其市场，并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战略依赖，欧洲正成为中国过剩产能最后的首要倾销地。如果对华贸易失衡持续下去，将会不断产生债务并加速去工业化进程，从而加快整个欧洲大陆已经显现的政治碎片化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对这些担忧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它一再承诺要扩大内需，出台了有限的措施来支持消费，并软化了部分外交措辞，以此来安抚外国政府和投资者。然而，这些调整实在是微乎其微，根本无法改变深层问题：中国依然将生产置于消费之上，将产业政策置于家庭收入之上，将扩大出口置于真正的国内经济再平衡之上。
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风险：正当世界越来越不愿吸收其过剩产能时，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却在加深。这样一来，北京追求全球工业主导地位的做法，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不仅无法促成向“后美国秩序”的平稳过渡，反而很可能破坏支撑中国崛起的全球条件。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或许不是如何超越西方，而是如何在世界强迫它这么做之前，实现经济的重新平衡。
改变模式
如果欧洲和美国果断地重新控制其外部账户，中国将面临一个根本性制约：其过剩产能的外部市场将被切断。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太可能提供替代市场。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承受相应赤字的财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迟早会被迫重塑其国内经济模式。
原则上，这可能为各方带来最具建设性的结果。成功调整中国的增长模式，需要将大量收入转移给中国家庭。这能刺激消费，减少国内不平等，并使经济增长不再那么依赖出口和工业投资。这些再分配政策将确保普通家庭获得更大比例的经济增长红利，而不是让利益流向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扶持的部门。矛盾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长远福祉，中国可能需要再次变得更加“社会主义”：不过这一次，不是实现生产的社会化，而是实现繁荣的社会化。
这种转变还将缓解与美国和欧洲的紧张关系。它能减少全球失衡，并削弱北京“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逻辑。然而在实践中，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此外，为了大幅提高家庭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中国领导人需要相应削减企业和地方政府目前掌控的资源。对北京来说，这种转变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代价高昂。
如果说北京眼下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世界继续吸收其过剩产能，那么其长远挑战，则是寻找一条不再依赖这些过剩产能的繁荣之路。如果说美国和欧洲眼下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控制其外部失衡并重建生产性经济，那么它们自己的长远任务，就是弄清楚如何引导中国重新定义其崛起方式，使其更符合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归根结底，全球经济稳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重新审视支撑其崛起的底层逻辑。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霸权战略在重塑国际环境、为中国非凡崛起创造空间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成就首先根植于中国人民的勤劳、纪律和韧性。然而，历史提供了一个警示。当大国不再将成功视为偶然与努力的结晶，而是将其视为历史宿命的体现时，危险便悄然而至。如果北京陷入这一陷阱，并拒绝听取西方的警告，它将引发一场恶性贸易战。这将让世界变得更糟，也会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化为泡影。
编译自《外交事务》，原文链接：点击阅读。作者：恩里科·法尔代拉 (Enrico Fardel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