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群被称为“希特勒犹太人”或“纳粹犹太人”的马克斯·诺曼追随者，在德国 50 万犹太人中占比不足 2%，但他们的故事却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警示：身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派”，他们却选择把命运押在一个公开鄙视他们的政治领袖身上。
1930 年 2 月 5 日晚，艺术与戏剧评论家保罗·费希特尔在柏林走上讲台，向德意志民族犹太人联盟发表演说。他演讲的主题，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犹太人控制德国新闻界和艺术界的言论。“当马克斯·诺曼博士邀请我来你们的圈子做讲座时，我一时冲动就答应了，”费希特尔开场说道，“当他随后告诉我他想让我讲的主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呐！要说怎么让自己变得讨人嫌、怎么把在座的各位全得罪光，绝对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主题了。”
费希特尔表示，长期以来，人们对公开谈论犹太人总是显得过于“羞怯、恐惧和谨慎”。作为保守派报纸《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费希特尔此番发言毫不留情。他指出，深受大众喜爱的犹太幽默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最近出版了新书《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书中辛辣地讽刺了军队、警察、公务员、国歌，甚至连德国人爱喝的起泡酒 (Sekt) 也没放过，这简直是对德国人民的侮辱。
“文学界和艺术界很大一部分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费希特尔继续说道，“剧院、大型出版社、主要艺术品经销商，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犹太人控制。”费希特尔声称，犹太艺术商在画廊里摆满了“马奈、莫奈、雷诺阿、高更、毕加索和塞尚”的作品。换句话说，他们推崇的是法国印象派和现代派，而不是德国传统画家。他宣称，犹太人骨子里的“反德倾向”比德国右翼国家主义者的“反犹主义”要“强烈得多”。
联盟创始人马克斯·诺曼在他创办的月刊《德意志民族犹太人》上发表了费希特尔的这番激烈言论。该刊物分发给该组织的 7000 名成员，他们大多是分布在全德 20 多个分支机构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马克斯·诺曼本人是一位常驻柏林的犹太律师，他公开反对民主，极力鼓吹国家主义，而且对其他犹太人的批评毫不留情。
他指责“东方犹太人”（即那些为躲避俄国、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地屠杀而逃难的犹太人），认为他们让德国涌入了大量不受欢迎的移民。他对这些人抱有同情，但毫无同胞情谊。“这种同情心，就跟我们听说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或者美国暴民动用私刑对待黑人时的感觉一样，”马克斯·诺曼写道——这是一种不带任何情感纽带的抽象同情。 1920 年，马克斯·诺曼发表了联盟的纲领性宣言《论德意志民族犹太人》。在书中，他将那些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纳粹分子相提并论。他指出：“这两个群体，无论是锡安的狂热分子，还是万字旗下的骑士，本质上都一样，因为他们都把血统问题当成了国籍问题。”
马克斯·诺曼对自己的德国身份和犹太身份给予了同样坚决的捍卫。这种立场体现在“德意志民族犹太人” (nationaldeutscher Jude) 一词上——这代表着一种与“血与土”紧密相连的德国犹太人身份。
1930 年代初期，随着德国政坛整体右倾，马克斯·诺曼也跟着转弯。起初他对阿道夫·希特勒极端、右翼且疯狂的反犹立场采取容忍态度，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公开支持。马克斯·诺曼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抱，堪称历史上最悲惨、最荒谬的政治误判。虽然这群被称为“希特勒犹太人”或“纳粹犹太人”的马克斯·诺曼追随者，在德国 50 万犹太人中占比不足 2%，但他们的故事却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警示：身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派”，他们却选择把命运押在一个公开鄙视他们的政治领袖身上。
马克斯·诺曼于 1875 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成员包括银行家、地主、布商）。当时正值德国犹太人迎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时代。他们刚刚获得了选举权，可以竞选公职，并在法律下享有同等保护。以前对他们设限的职业也纷纷敞开大门，比如法律、医学和学术界。马克斯·诺曼在柏林腓特烈·威廉大学攻读法学。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学生联谊会，下巴上还留下了一道决斗伤疤 (Schmiss)——这在当时被视为真正普鲁士人的荣誉印记。然而，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当普鲁士军队因马克斯·诺曼的犹太血统而拒绝授予他军官军衔时，他转而加入了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在一战期间，马克斯·诺曼屡建奇功，军衔一路晋升，从少尉、中尉直至上尉。他因“在面对敌人时表现出远超职责要求的杰出勇敢行为”，荣获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等多项荣誉。
然而，一战结束当这些犹太退伍老兵归乡时，却发现犹太群体正遭到集体诽谤，被指责要为德国的战败和投降负责。帝国犹太前线士兵联盟发起了一场信息宣传活动，着重展示他们的忠诚与牺牲——100,000 名犹太士兵曾在前线服役，35,000 人因勇敢而获得勋章，12,000 人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德意志犹太公民中央协会（又称中央协会）则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犹太人的身份与传承，以此抵御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与此同时，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则敦促德国犹太人为了自身安全，移民到巴勒斯坦。
一战德意志犹太士兵数据统计
马克斯·诺曼认为这些回应要么隔靴搔痒，要么误入歧途。他痛骂中央协会的成员是无能的“傻子”（Dummköpfe），还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叛徒，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享誉世界的学者爱因斯坦”——他指责爱因斯坦把犹太身份看得比德国血统还重要。马克斯·诺曼在 1927 年声称：“如果当年能及时采取行动，阻止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那些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东方犹太人’，让他们无法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面前自封为犹太教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德国犹太人在精神甚至物质上，就绝不会陷入如今这般可怕的痛苦深渊。”
马克斯·诺曼认为，对待反犹主义应该去“化解”，而不是像中央协会那样诉诸法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斯·诺曼亲眼看到反犹情绪在激烈的战斗中烟消云散。他后来回忆道，战场上最重要的是“行动”而非“言语”，为了战友和祖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那种坚韧、顽强和决绝，超越了所有的阶级和种族差异”。正是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后来的德国政治主张。
他的盟友还包括阿尔弗雷德·佩泽。阿尔弗雷德·佩泽是德意志民族犹太人联盟的主席，同时也是一位名医，并担任柏林一处富人区的市政顾问。在 1922 年发表的一篇定义“德意志民族”犹太人概念的奠基性文章中，阿尔弗雷德·佩泽警告德国犹太同胞，不要回到“犹太隔离区当奴隶”（Ghettoknechtschaft），也不要试图逃往“锡安”，而是敦促他们拥抱“德意志祖国”。阿尔弗雷德·佩泽写道：“是的，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它的语言，热爱它的人民。我们与它同呼吸、共命运！”
马克斯·诺曼和阿尔弗雷德·佩泽还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萨穆埃尔·布雷斯劳尔。他是当时畅销的保守派报纸《柏林地方导报》的编辑。 1927 年春天，萨穆埃尔·布雷斯劳尔随德国报业编辑代表团访问纽约，会见了美国的同行，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萨穆埃尔·布雷斯劳尔既极力鼓吹德国民族主义，又对犹太教充满狂热。他在一篇题为《我，一个反犹分子？》的文章中，为这种双重身份进行了辩护。他写道：“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里我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政治立场向右转了——但“绝对没有”背弃犹太教。相反，他坚称自己的犹太信仰更加深厚和坚定，“这是在宗教意义上，而非在种族和民族意义上”。
起初，马克斯·诺曼让他的联盟向德国人民党靠拢，这是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中右翼政党。但到了 1930 年 9 月，政坛风云突变，纳粹党在全国大选中得票率飙升了近十倍。法西斯主义一夜之间成了时尚。齐格弗里德·“弗雷德”·邦是一位犹太作家，曾写过三卷本的哲学著作《 2 乘 2 等于 4 吗？》。他试图将犹太信仰与国家社会主义调和起来。在 1931 年 1 月为《德意志民族犹太人》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齐格弗里德·“弗雷德”·邦列举了对德国保守主义运动做出贡献的犹太人，其中排在首位的是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齐格弗里德·“弗雷德”·邦认为，瓦尔特·拉特瑙是第一个试图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融合的人，“而这恰恰构成了今天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基石”。齐格弗里德·“弗雷德”·邦的这篇文章标题就叫《犹太人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吗？》。
马克斯·诺曼则认为这完全可能，并拿意大利举例。在 1922 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发动的“向罗马进军”中，就有犹太人的身影。犹太人圭多·荣格曾担任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财政部长；犹太人伦佐·拉文纳曾任费拉拉的法西斯市长。当威尼斯的犹太律师吉罗拉莫·巴西面临财务困境时，一位法官建议他加入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吉罗拉莫·巴西的儿子罗伯托后来回忆道：“于是，两个月后，我父亲成了一名正式的法西斯党员。他买了一套漂亮的黑色制服，和其他人一起上街游行，表示对‘领袖’的支持。”
马克斯·诺曼将意大利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接纳，归功于该国既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东方犹太人”，也没有那么多从事“知识分子”职业的犹太人。马克斯·诺曼敦促年轻的德国犹太人去从事木工、泥瓦工等手艺，而不是去当律师和医生。 1933 年，《德意志民族犹太人》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意大利没有排犹情绪》的文章，其中写道：“在意大利约 20 万犹太人中，最多只有 10% 是医生、律师和记者。”（虽然意大利的反犹情绪确实比德国弱，但到了 1938 年，意大利开始通过一系列歧视性的种族法律，并将犹太人遣送至纳粹灭绝营，这篇文章的论调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打脸。）
1932 年 7 月，马克斯·诺曼引发了轰动。在即将举行国会大选之际，他公开呼吁德国犹太人投票给纳粹党。在保罗·费希特尔创办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斯·诺曼宣称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唯一可行的未来——“只有在这里，才能开辟出一条实现德意志复兴、重塑德意志威望的道路。”
中央协会大为震怒。该协会的机关报《中央协会报》发表社论，痛斥马克斯·诺曼造谣生事、不负责任，并指出轻视纳粹反犹威胁的做法简直是愚蠢透顶。无论马克斯·诺曼在反共、反共和、反民主等价值观上与阿道夫·希特勒有多少共同点，对犹太人的仇恨始终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基石。《中央协会报》提醒马克斯·诺曼，不要忘记纳粹对犹太人的“肆意攻击”和“公开煽动”，并指出“希特勒先生在任何场合，都从未反驳过党内发言人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
但马克斯·诺曼依然坚信，针对犹太人的激烈言论不过是政治姿态。他认为，一旦希特勒上台，且犹太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煽动性政治影响被消除，这种势头就会降温。去年 4 月，来自哈佛大学等机构的国际学者发表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一份论文中的研究，分析了约 1100 万份数字化国家社会主义档案。这些档案中包含 580 份纳粹分子在 1934 年撰写的个人陈述，解释了他们入党的原因。占比高达 26% 的纳粹分子将排斥犹太人列为入党的“明确因果关系原因”。这表明，反犹主义绝对不仅仅是该党意识形态的附带元素。然而，马克斯·诺曼却死盯着其他的入党动机。学者的分析也反映了这些动机：63% 的人表示希望国家复兴并重建公共秩序，53% 的人渴望社会归属感，49% 的人认为需要打击共产主义，29% 的人相信该党能带他们走出经济困境。马克斯·诺曼抱有一种极其天真且致命的观点：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反犹主义就会消退。
1934 年纳粹分子入党动机分析
1933 年 1 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反犹暴力活动出现惊人的暴增。犹太人在街头、商铺和家中遭到袭击。暴徒将一名年轻人鞭打得血肉模糊，并在他伤口上撒胡椒粉以加剧痛苦，他最终死于败血症。有人将柏林时尚街区腓特烈大街上的一套公寓改造成了拷问室，墙上溅满了鲜血。
外国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些暴行。 3 月 25 日，纳粹内阁重臣赫尔曼·戈林把马克斯·诺曼和其他犹太领袖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赫尔曼·戈林怒气冲冲地宣读了一叠外国报纸的剪报。他说：“除非你们立刻制止这些诽谤性的指控，否则我将无法再保证德国犹太人的安全！”马克斯·诺曼本想利用这次会面抗议日益猖獗的反犹暴力，为此，他向赫尔曼·戈林出示了一份犹太人遇袭的清单。然而，当他走出办公室时，却成了第三帝国的宣传员。马克斯·诺曼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虽然我们坦白承认存在针对德国犹太人的过激行为，但我们对外部干涉内政毫无兴趣。”
面对同样拥有德国血统的犹太同胞，马克斯·诺曼奉劝大家保持耐心。他在 5 月写道：“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在忍受愤怒的日子。十四年来积累和加剧的愤怒，在最初以爆炸性的方式喷发出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但马克斯·诺曼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这个国家的反犹狂热终将退去，“雅利安人与犹太人”将再次“携手”，共同为祖国效力。马克斯·诺曼写道：“当这一反思之日终于到来时，那将是德国犹太人问题真正解决的开始。”
然而，就在前一个月，希特勒政府已经颁布了《恢复专业文官制度法》，禁止“非雅利安人”担任政府职务；同时还颁布了《律师准入法》，剥夺了包括马克斯·诺曼在内的犹太人的执业律师资格。与此同时通过的《反德国学校和大学拥挤法》，也限制了犹太学生的入学名额。
在这些严苛的措施层出不穷之际，阿尔弗雷德·佩泽的儿子汉斯·海因里希·佩泽有一天在柏林地铁上碰到了马克斯·诺曼。当时马克斯·诺曼刚和纳粹冲锋队的领导人开完会回来。他向汉斯·海因里希·佩泽大谈纳粹的“崇高理想”，并表示需要尝试从纳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汉斯·海因里希·佩泽写道：“鉴于德国已经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种极度的自我陶醉和内省关注简直荒谬至极。”
总部位于纽约、报道全球犹太社区消息的犹太电讯社，同样以失望的眼光看待马克斯·诺曼和他的追随者。该电讯社在 8 月 13 日的报道中写道：“尽管当局剥夺了他们的职业，尽管他们生活在极度焦虑和恐惧中——时刻担心自己会被侮辱、殴打或监禁，但仍有大量德国犹太人继续对祖国保持忠诚。”报道还指出，马克斯·诺曼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国家的叛徒”。
当时坊间流传着一些传言，称“诺曼派犹太人”在会议结束时会行纳粹礼，并齐唱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尽管马克斯·诺曼将唱歌的传闻斥为“犹太人的鬼故事”，但他却为行举手礼和悬挂纳粹旗帜的行为辩护。他声称犹太人需要“克服对卐字徽标的恐惧”。他在 1934 年 4 月写道：“毕竟，基督十字架也是一个‘反对犹太教’的标志，但‘长期以来，没有哪个理智的犹太人会拒绝接受铁十字勋章或其他十字形装饰’。”
同年 8 月，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逝世。马克斯·诺曼敦促犹太人在全民公投中投赞成票，支持将保罗·冯·兴登堡的权力移交给兼任总理的希特勒。这实际上等于将无可挑战的独裁统治权拱手让给希特勒。（尽管他向犹太同胞承认纳粹政权“给我们带来了严酷的考验”，但他依然做出了这一决定。）马克斯·诺曼宣称：“我们敦促所有自视为德国人的犹太人在 8 月 19 日投下‘赞成’票。”
接下来的那一周，马克斯·诺曼再次向希特勒政府表达了声援。他向这位纳粹领袖发去一封电报，告知对方德意志民族犹太人联盟不会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筹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会议。流亡海外的反纳粹报纸《巴黎日报》得知这一消息后，回应道：“谢天谢地！”
一份盖世太保报告记录了 1935 年 5 月 27 日在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当时有 400 名德意志民族犹太人到场。这份报告证实，马克斯·诺曼对希特勒的支持态度依然坚定。报告指出，马克斯·诺曼“特别强调，成员们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并且“对元首给德国带来的变革表示欢迎”。会议最后，全场激昂地合唱了《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马克斯·诺曼竭力想为自己的组织争取纳粹领袖的认可，或者想让他们接受自己关于犹太人在第三帝国应有地位的观点。然而，他付出了一切努力，却从未得到任何回应。
1935 年 9 月 15 日，希特勒政府出台了《帝国公民权法》 和 《德意志血统及德意志荣誉保护法》，统称为《纽伦堡法案》。这些法案剥夺了马克斯·诺曼和另外 50 万德国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此时，马克斯·诺曼已经离婚，女儿也因为他亲纳粹的立场与他彻底断绝了关系，再无挽回的余地。
11 月 18 日，当局强行解散了马克斯·诺曼的联盟。同一天，盖世太保逮捕了马克斯·诺曼本人，并将他押送到哥伦比亚大楼。这是党卫军的一处拘留与酷刑场所。几周后，马克斯·诺曼用眼镜碎片割腕自杀未遂，随后获释。 1939 年 5 月，他在孤立与冷落中因癌症去世。
此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已经逃往国外。阿尔弗雷德·佩泽被吊销了行医执照，遭到短暂监禁。他于 1939 年移民瑞典，在战火中幸存了下来。其他支持马克斯·诺曼的犹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40 年 9 月，纳粹将齐格弗里德·“弗雷德”·邦押送到泰雷津集中营，并在 1944 年 4 月将其处决。萨穆埃尔·布雷斯劳尔被纳粹夺走了编辑职位和财产，最终也与妻子贝莎一同惨死在泰雷津集中营。
马克斯·诺曼的遗体安葬在柏林西南方向施塔恩斯多夫镇的一个新教公墓里，他的墓碑至今依然伫立。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军衔以及生卒年份，但只字未提他的宗教信仰或家庭。他作为一个犹太人遭受迫害并被世人遗忘，却最终以他生前渴望的方式入土为安——作为一个德国人。
编译自《大西洋月刊》，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