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负责搜查的警员没料到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否则他们一定会多带几个收纳箱。最后剩下的“违禁品”只能塞进一个旅行箱拖走。紧随这些“违禁品”之后出来的，是戴着眼镜的嫌疑人，她身上穿的 T 恤上印着一行字：“我是书店店员”。
7 月 15 日，位于香港时尚街区旺角的“留下书社” (Have a Nice Stay) 书店遭到搜查。这是香港政府打击印刷品零售商行动的一部分。自 2020 年通过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以来，当局一直在打压销售“煽动性”书籍的书店。这甚至不是当天第一起执法行动。在附近的“田园书屋”半掩的卷闸门外，两名便衣警察粗暴地驱离了本报记者。今年以来，至少已有 11 名书商被捕。
政府这种强硬的手段令人费解。任何有争议的文字，其真正的威胁肯定在网上，因为网络分享极为便利。而且，搜查书店显然带有极强的压迫色彩，尤其是对那些关注香港以观察中国统治模式的台湾人而言。作为这场书商之战的早期受害者，林荣基 (Lam Wing-kee) 于 7 月 2 日在台湾去世。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局还要对实体书店抱有这种过时的执念？
这并不是为了防止读者拿到具有煽动性的书籍。政府不愿明确说明哪些书是禁书，导致书商根本不知道什么能卖、什么不能卖。在遭到搜查的前一天，“留下书社”宣布将关闭，因为他们无法摸透政府“模糊的红线”。而警方收缴的庞大数量表明，可能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红线到底在哪里。
相反，这场针对文字的战争，实际上是演给三类观众看的一出大戏。第一类观众是书店及其顾客。这些书店大多开办于 2019 年反修例抗议活动之后，而正是那次运动催生了国安法。有些书店举办过相关活动，或出售印有游行口号的纪念品。 2021 年关闭了“清明堂” (Bleak House Books) 的温敬豪 (Albert Wan) 表示，当局想要“压制对过去所发生事件的集体记忆”，并惩罚那些“不肯闭嘴”的书商。
第二类观众是普通的香港市民。出版商鲍朴 (Bao Pu) 表示，他的历史书籍在大陆被禁，但“田园书屋”却一直有售。他认为，这是一种“硬实力的展示”，针对的不是书籍本身，而是抵抗情绪。搜查行动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这些人就是坏人”。
第三类观众则是上面的“老板”。自国安法通过以来，警方在国家安全上花掉了 180 亿港元（约合 23 亿美元），他们显然急于证明这笔巨资花得物有所值。同时，香港当局也想讨好密切注视着这里的北京。 7 月 14 日，曾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极具影响力的法律学者王振民表示，国家安全风险“显著上升”，并敦促强化“执法机制”。由此看来，香港的国安大戏恐怕还要上演好一阵子。
编译自《经济学人》，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