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一方面将自己与欧洲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试图推开欧洲。
乌克兰战争的前线不仅延伸在洪泛区和残破的城镇之间，也穿行于一片更模糊的领域：文明的疆界。从一开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把这场入侵描绘为文化斗争的一部分。西方的一些对手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2022 年 10 月，面对开战数月后令人失望的战局，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表演讲，极力倡导“文明多样性”。普京说：“抹平并消除一切差异，这正是现代西方的本质。”他认为，美国企图在全球推行其“新殖民主义”霸权，其中就包括打压俄罗斯人的诉求。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和阻碍其他文明的自由发展”。普京坚称，这场斗争的核心在于“任何文明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建立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多年来的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来说，这套论调并不陌生。最近的局势让一个古老的观点死灰复燃。这一观点源于 19 世纪沙皇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当时他们极力反对精英阶层对西方的迷恋。他们认为，模仿欧洲只会削弱自己的国家。相反，他们坚信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文明，拥有无法抹去的独特遗产。他们强调，俄罗斯的身份跨越欧洲和亚洲。欧亚大草原最能体现这种复杂性——这片连接中国到东欧的广袤草原通道，曾孕育了众多伟大的帝国。这种坚信俄罗斯与西方西方有着本质区别的信念，被称为“欧亚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如今克里姆林宫执政意识形态的基石。它帮助普京在俄罗斯国内抵制自由主义价值观，并将俄罗斯塑造成一个“独特的国家文明”（克里姆林宫在 2023 年曾这样描述），矢志对抗扩张主义的西方。同时，这也为俄罗斯的批评者和捍卫者提供了解释其行为逻辑的依据。
在《大草原与帝国》一书中，历史学家迈克尔·霍达尔科夫斯基也承认，历史和文化差异将俄罗斯与西欧分离开来。他写道：“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化妆师们所宣扬的欧亚主义，完全说得通。”在他看来，俄罗斯与某些亚洲传统有许多共同点。霍达尔科夫斯基将近代早期的俄罗斯，与围绕大草原形成的其它大型陆地帝国进行了对比：包括以如今土耳其为中心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萨非王朝以及中国的清朝。尽管这些帝国各有不同，但他发现它们在主权和领土观念、军事化官僚体制、法律体系，以及多元化和多宗教人口方面，存在着核心的相似之处。这些帝国，他写道，“在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法律和文化上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它们的继承者——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如今依然与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他认为，这段共同的历史深刻地影响了当下。如今在华盛顿，许多人将这些帝国的后裔视为美国的死敌。
然而，仅仅用这段共同的历史，还不足以解释俄罗斯今天的行为。毕竟，俄罗斯与其欧洲邻国也有着极深的渊源。如果认为普京的所作所为是因为他在追随欧亚帝国君主和军阀的足迹，那就有些误入启发了。这种观念把复杂的历史扁平化，将历史变成了一出天使与魔鬼的道德剧。而且，这种追溯历史过深的做法，犯了将普京和现代俄罗斯脱离其所处时代的错误。
政治虚构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一方面将自己与欧洲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试图推开欧洲。在 18 世纪，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试图按照西方的模样重塑他的领土，全面引入欧洲的时尚、军事体制、建筑风格等方方面面。这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与革新，但也招致了强烈的抵制。抵制主要来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效仿西欧的习俗和态度是卑劣的，甚至是一种异端邪说。
与此同时，许多欧洲人将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视为一种“陪衬”或“异类”。通过树立这一对立面，西欧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得以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认同。正如思想史学家乔治斯·瓦鲁克萨基斯所写，“西方”这一概念在 19 世纪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将俄罗斯和土耳其排除在外。由于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因此需要一个全新的标签，来定义一个不包含它们的文明共同体。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可以并存。一方面，将俄罗斯与欧亚大草原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政治手段。欧洲人以此来与俄罗斯的行为划清界限，从而维持欧洲处于现代性前沿的形象，以此区别于他们眼中“东方”的弊病或落后。如果俄罗斯行事恶劣，那就要归咎于其原始、残酷的亚洲特质。这种观念很便利地创造了一种幻想：即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出类似的残暴行径。而当俄罗斯人欣然接受欧亚叙事时，他们同样是在进行一项政治谋划，借此拒绝欧洲和西方——普京及其盟友常嘲讽西方已经堕落、衰落且丧失道德。
另一方面，俄罗斯确实与众不同，这一点毋庸讳言。霍达尔科夫斯基的研究很有道理，他探讨了俄罗斯的历史如何将其归入一类不为大多数欧洲和北美读者所熟知的国家和传统之中。这些帝国都崛起于 13 世纪蒙古人征服欧亚大草原之后，那场大征服深刻动摇了各地的政治格局。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其他收获，《大草原与帝国》一书作为对这些帝国相似做法的梳理，也极具启发性。
俄罗斯、奥斯曼帝国、萨非王朝和清朝在政治组织、外交和法律手段上有着诸多共同点。霍达尔科夫斯基讨论的一个例子与缔结条约有关。从 16 世纪开始，莫斯科开始将与当地土著群体首领签署的条约，单方面定性为臣服誓言；而这些首领当时却自以为双方缔结的是互利同盟。与此同时，直到 19 世纪，莫斯科一直通过外交事务衙门来处理与这些族群的关系。奥斯曼帝国也使用一种被称为“阿德纳梅”（ahdname）的臣服誓言，这种誓言早期表现为苏丹赐予对方的一种特权。不过，虽然奥斯曼帝国向库尔德部落等纳贡臣民索要这种“阿德纳梅”，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承认这些群体的实质独立。在这两种情况下，帝国的疆界内外划分都显得非常模糊。
霍达尔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愿区分外部事务和内部事务，对眼前的现实视而不见”。这种态度的产生，源于另一个共同特征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在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依然自诩为“普世帝国”。普世帝国的观念认为，本国至高无上，对所有其他国家拥有合法的支配权。大草原上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这种做派。顾名思义，普世帝国既然声称统治“天下”，自然无法清晰界定内外边界。在蒙古模式中，普世帝国与政治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相结合，大汗充当最高立法者，不对任何人负责。霍达尔科夫斯基举的例子表明，这种对主权的特殊理解深刻影响了那些大草原上的帝国，尤其是俄罗斯。正如霍达尔科夫斯基所言，俄罗斯的行政机关同时也是司法机关，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例外状态
开展对比历史研究时，很难避免带入现代偏见。而当研究焦点是俄罗斯时，这种陷阱就更难规避了。在书的开头，霍达尔科夫斯基就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艺复兴早期，当欧洲人正在重新发现和重塑其古希腊罗马根源时，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军队正在为未来的欧亚帝国奠定基础。”这句话在作为精致文化摇篮的欧洲（文艺复兴、高雅艺术和哲学）与作为帝国和暴力温床的亚洲之间，画出了一道深刻的鸿沟。霍达尔科夫斯基在引言中暗示，欧亚大陆的秩序往往靠战争来维系，而欧洲的秩序则是靠法律来维系。将成吉思汗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联系在一起的逻辑链条，显得有些过于刻意了。
但这种对比极具误导性。在这几个世纪里，亚洲在艺术、科学、文化和经济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不仅体现在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城市中心，还体现在大约 14 至 16 世纪被称为帖木儿文艺复兴核心的中亚博学大师们的地理天文学、诗歌和建筑中。与此同时，自 15 世纪以来，欧洲的帝国也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暴力创伤，这与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及其后欧亚帝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大草原的遗产并不只有流血冲突和武力扩张，正如欧洲的历史遗产也不仅仅是法律和对权力的有序约束。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无论是用其欧洲基因还是欧亚基因，都无法完全解释。而且很显然，如果俄罗斯仅在欧洲以外展现这种扩张倾向（包括吞并曾由中亚汗国和西伯利亚土著人控制的辽阔土地），西方观察家便不会将这种扩张历史视作一种固有的“非西方”特征。
霍达尔科夫斯基将俄罗斯与亚洲国家进行对比，也无法解释俄罗斯政治体制中那种极其特殊的专制程度。例如，沙皇伊凡四世在 1565 年通过一系列狡猾的手段建立的“特辖区制”。“特辖区制”是一个特殊的法律领域，其中只有沙皇个人的权威适用，用今天领导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例外状态”。一旦获得了这些无限的权力，伊凡四世便无情地消灭了所有曾挑战过他的人，并洗劫了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在诺夫哥罗德，他纵容手下进行了长达数周的严刑拷打、抢劫和屠杀。第一阶段的“特辖区制”一直持续到 1572 年，不久后他又策划了第二阶段。这两个时期都充满了清洗和处决；到最后，几乎没有对手能留下来反抗他。当时的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我认为，即使是土耳其苏丹，也没有莫斯科大公这样一呼百应，因为他是个十足的暴君。”
在作者的叙述中，伊凡四世俨然成了斯大林等俄罗斯暴君的先驱。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迈克尔·霍达尔科夫斯基讨论的其他欧亚帝国中，几乎找不到类似的惨剧。可见，伊凡四世的残暴屠杀，并不是欧亚政治文化的常态。也许有人会把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的惨案，与蒙古人的极端暴行相提并论，比如 1221 年蒙古人毁灭默夫，或是 1258 年震惊世人的巴格达大屠杀。但蒙古人以及其他帝国只在对付敌人时才这么狠。征服一旦完成，他们的统治政策通常比莫斯科大公国要宽松得多。比如，蒙古人、奥斯曼帝国和萨非王朝，基本上都不会干涉臣民的日常宗教信仰。相比之下，1563 年俄罗斯攻占波洛茨克（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时，据传伊凡四世曾下令，把所有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全部淹死。在第二次特辖区制前夕，伊凡四世还大肆迫害巫师和神秘学从业者，这在同时代的其他欧亚君主中十分罕见。这种迫害行为更接近近代早期基督教欧洲的做法，而不是亚洲统治者的常规。因此，执着于给俄罗斯“归类”往往是徒劳的。伊凡四世的所作所为，既有欧洲的影子，也有大草原的痕迹，但归根结底，它反映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狂人的个人意志。
在这场“俄罗斯今天的弊病是否该归咎于大草原文化”的辩论中，我们很难看出迈克尔·霍达尔科夫斯基究竟站在哪一边。但读者不难察觉，他在字里行间似乎帮西方洗脱了干系。比如，他很少提及 14 至 17 世纪统治中国的明朝。这个疏忽令人费解，因为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明朝（尤其是建国初期）深受蒙古遗产的影响，其程度丝毫不亚于书中提到的其他帝国。如果本书能多着笔于明朝初期，就能更犀利地论证大草原对俄罗斯的形塑作用。随着程朱理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明朝后期走向内敛，放弃了早期的扩张主义。这为欧亚帝国的演变提供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范例。历史遗产不等于命中注定，俄罗斯今天的种种越轨行为，也不能单单推给大草原的政治文化。
民族国家还是帝国？
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用欧亚视角来审视俄罗斯是走偏了。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大草原的影响确实是其特异性的原因之一。迈克尔·霍达尔科夫斯基的著作以及其他最新学术成果，都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俄罗斯之所以不像个欧洲国家，“欧亚特质”只是众多原因之一。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极其丰富，这让它和欧洲那些面积不大的民族国家有着天壤之别。它的多民族特征也远比欧洲国家明显：俄罗斯族仅占总人口的 70% 多一点；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主体民族比例都接近 90%。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硬套上“现代民族国家”外壳的帝国。它的绝大部分领土，都是通过“内部”征服和殖民扩张夺来的。这种扩张甚至包括了定居者殖民，手段与当年西方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做法如出一辙。而欧洲国家，早就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殖民地。最后，俄罗斯继承了 20 世纪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衣钵。无论好坏，这一现实至今仍在塑造着俄罗斯人的自我叙事，影响着他们对自身历史和政治的认知。此外，对欧洲那份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也是俄罗斯世界观的核心。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你会发现，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来看，最适合拿来与俄罗斯做对比的国家，其实既不是土耳其也不是伊朗，而是美国。
如果非要把俄罗斯的现状，简单归结为大草原文化的影响，只会歪曲和简化复杂的历史。重新审视俄罗斯的欧亚遗产确实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它揭示了当今俄罗斯复杂的本质。但我们不应该为了给当下的政治议程带风向，就去断章取义地裁剪历史。俄罗斯既植根于欧洲，也融合了亚洲，更在 20 世纪与美国的冷战对抗中被深度重塑。弗拉基米尔·普京悍然入侵乌克兰、暴露出昭然若揭的帝国野心、残酷镇压异见人士，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了现代版的沙皇、可汗、沙阿或苏丹。这些恶行，全是他个人的账，历史不该替他背锅。
编译自《外交事务》，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