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法经济年收入近 1 万亿美元，规模堪比瑞士的 GDP 。
多年来，国际上讨论中国经济崛起，大多聚焦于它如何打造制造与出口强国，以及如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产业政策提供支持。然而，在中国的支配地位背后，还有一个更黑暗的侧面：它在全球非法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伊朗因受制裁而出口受阻，而中国购买了其大约 90% 的出口石油。这些石油运抵时往往被重新贴标，假冒产自马来西亚。付款则通过一些小银行和壳公司作为中介进行转账。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加密货币经纪人帮助朝鲜黑客将盗取的代币兑换成可用现金，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拉撒路集团。此外，扎根中国的地下网络还在为各路犯罪分子洗钱，包括贩卖芬太尼的墨西哥贩毒集团、东南亚的在线诈骗中心，以及全球野生动物走私集团。
监测非法活动的机构和政府数据显示，中国的非法经济年收入近 1 万亿美元，规模堪比瑞士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球海关查获的假冒商品中，约有三分之二源自中国大陆或经由香港中转。而在东南亚疯狂蔓延的诈骗园区中，许多都由中国犯罪网络运营或与其有关。这些园区将来自至少 66 个国家的 30 多万人拐卖至此，强迫他们从事劳役，每年赚取的利润高达 400 亿美元。
北京也曾试图打击其中的部分活动。在菲律宾，中国公安部注销了数百名涉足当地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的护照，使他们沦为通缉犯，面临被捕和遣返。自 2023 年以来，中国与缅甸开展联合行动，逮捕了 5.7 万多名涉嫌电信诈骗的中国籍人员，取缔了中缅边境的数十个诈骗园区，并处决了数名园区头目。美国也急于遏制这些活动。特朗普执政期间曾成立“诈骗中心打击工作组”，专门调查东南亚的诈骗中心。总统还签署过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将打击网络犯罪（包括欺诈性掠夺计划）放在首要位置。
然而，这些举措未能显著遏制非法经济。相反，其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推动这些非法活动的诸多力量，与支撑中国合法经济的力量高度同源。中国为了应对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工业产能过剩，建立了一套核心金融与商业基础设施。而犯罪集团恰恰利用了这套体系。北京虽然确实在执法，但手段往往具有选择性和局限性。这是因为非法经济的某些链条符合其更大的国家战略目标，例如在与乌克兰战争保持距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贸易。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犯罪活动，实际上与中国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外交政策深度交织。随着华盛顿全力与中国竞争，北京在全球非法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处处破坏美国在全球的战略重心。
循迹追踪：资金流向何方
推动中国非法经济的核心力量，是其经济模式带来的结构性失衡。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金融领域：严格的资本管制催生了将资金转移出境的巨大需求。中国的经济腾飞造就了惊人的财富，孕育了 800 多位亿万富翁。但北京对于财富出境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中国规定个人每年购汇额度不得超过 5 万美元，且不允许居民自由兑换本币以将资产转移至境外。面对国内存款收益走低、又无法合法投资高回报海外资产的困局，富人和企业主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门路，把资金暗中转移到国外。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地下钱庄就在香港设立壳公司和银行账户，以此绕过中国大陆的资本管制。这些机构通常伪装成贸易公司，通过“境内收人民币、境外付美元”的方式对敲平账。此外，中间商和金融中介还会将资金转给境外交易对手，让中国公民能用人民币购买海外房产，或通过海外投资来获取外国签证和护照。与此同时，组织富豪去澳门赌钱的博彩中介（俗称“叠码仔”）会向客户提供港元信贷，之后在中国大陆以人民币收回赌债。这种“国内还债、境外提现”的模式，促成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降低了建立和运营非法企业的成本。
这些原本为了转移中国民间财富而建立的地下钱庄网络，很快就成了犯罪集团的得力工具，因为他们同样需要跨境转账并隐匿资金来源。例如，贩毒集团利用这些网络进行洗钱。金融中介将急于出手美元现金的毒贩，与急需在境外获取美元的中国客户进行暗中匹配，一拍即合。类似的网络还提供了资金暗道，帮助中国供应商规避西方制裁，向俄罗斯输送用于制造弹药的硝化棉，或向伊朗出售用于制造导弹推进剂的高氯酸钠。
金融中介机构与犯罪诈骗集团的距离正在缩短，两者的活动也因此更难被剥离和打击。中国的反腐行动等政治变化，促使赌场“叠码仔”和地下钱庄庄家离开他们在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的传统据点，转移到柬埔寨、菲律宾等东南亚其他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与当地已经建立起政商关系的犯罪网络合流。诈骗网络赚取暴利，地下钱庄庄家则进行洗钱，而他们转移资金的通道，往往与中国客户向境外转移个人财富的通道完全相同。新加坡 2023 年的一项反洗钱行动，就揭示了金融通道与诈骗网络的深度交织。新加坡当局查获了公寓、黄金、加密货币和银行账户，总价值最终超过 22 亿美元。警方逮捕了 10 名嫌疑人，他们全部原籍中国，且大多持有柬埔寨、塞浦路斯、土耳其或瓦努阿图护照。新加坡警方追查发现，该网络成员与海外诈骗和非法网络赌博活动密切相关。
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也降低了建立和运营非法企业的成本。从 2021 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放缓，削弱了国内对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从中国出口的过剩建筑材料，配合中国的建筑服务，帮助东南亚的赌场、特区和诈骗园区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支撑了中国的出口收入。中国庞大的电子产业中产品供过于求，包括廉价手机、电脑和通信设备，这使得犯罪网络以工业化规模进行诈骗变得非常划算。 2025 年 11 月，缅甸军方突袭了该国最大的诈骗园区之一水沟谷，仅在单个窝点就查获了近 10000 部手机，其中大部分可能都是中国制造。此外，中国炼油行业的产能过剩，也让打折的伊朗原油对地方独立炼油厂极具吸引力。
“零成本”外交
尽管偶尔会有执法行动，但中国政府各级官员从非法经济中获得的好处，使得这些非法活动极难被阻止。地方官员想要保护那些有经济价值的企业和资金流，以维持地方经济运转，即使这些企业从事的是非法活动；而北京方面在有可疑资金和物资流动符合其战略利益时，也会选择性地加以容忍。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机构也扮演了某种角色：一些与统一战线（中共在国内外构建影响力的机构）有关的组织成员，以及一些海外华人社团的成员，与在海外做生意的犯罪网络存在交集。这为他们提供了接触东道国政治精英的人脉网络，同时也使他们被吸引到海外支持北京的影响力活动中。
省一级政府的官员面临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无论经济活动是来自合法的商业扩张还是非法经济，他们都能从中受益。例如在福建，宁德市的官员支持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并围绕其打造了一个产业集群，以此推动工业增长。相反，在安溪县，由于当地经济机会较少，但可以通过非正规的金融渠道，本地投机分子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信诈骗网络，该网络最终蔓延到了东南亚。宁德和安溪都深植于福建更广泛的商业、移民和金融网络中，但两者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另一个则演变成非法的跨国经济。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地方官员都能拿出亮眼的经济增长数据。
地方对非法经济活动的支持，也能服务于北京的外交政策目标。 2024 年，俄罗斯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贸易额达到了 322 亿美元，这是中俄更广泛商业关系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向俄罗斯提供了机床、微电子产品和其他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军民两用商品。其中部分销售对象是面临美国制裁的实体。虽然北京将此类贸易描述为普通商业往来，但通过省级和私营企业进行这些交易，有助于确保任何潜在的制裁都落在中介机构身上，而不是党国自身。此外，清算购买伊朗石油和朝鲜加密货币套现资金的，是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私营经纪人、壳公司和金融中介，而不是官方国家机构。这同样让北京与这些违反美国制裁的交易保持了距离。
在极少数情况下，黑帮大老与中国情报机构之间甚至可能存在直接联系。通过他们的私人商业往来，这些头目可以渗透到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内部，接近政治领袖，并获取中国官方大使馆难以轻易得到的信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佘智江，他是负责开发缅甸水沟谷诈骗中心的黑帮头目。他在曼谷抗拒引渡期间声称，自己听从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他还指控菲律宾一个偏远小城的市长是中国国家的特工，而当地当局已认定该市长为中国公民。菲律宾法院因她参与运营网络赌博活动并涉及人口贩卖，判处其终身监禁。
在特定情况下，北京愿意打击违法活动。当中国公民成为绑架或诈骗的受害者时（例如缅甸边境沿线的诈骗中心案），中国警方会迅速行动并逮捕嫌疑人。同样，当犯罪头目变成国际累赘、可能损害北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或者当他们的政治靠山倒台、打击他们的政治成本降低时，北京就会采取行动。例如在 2025 年 10 月，美国起诉了陈志，他是东南亚最大的犯罪集团之一——太子集团幕后的华裔主谋。在许多国家冻结或查封了与他相关的资产后，中国要求逮捕他，并请求柬埔寨将其引渡。在中国审判像陈志这样的犯罪头目，对北京来说是最理想的结果：这既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正在执法，又降低了有关“国家与犯罪存在关联”的证词在外国法庭上曝光的风险。
步步紧逼
在可能的情况下，北京和华盛顿应该合作打击违法活动。中国不希望地下钱庄网络导致资金外流。北京的“天网”行动自 2015 年以来，已经追捕并遣返了数千名贪官和经济逃犯，这清楚地表明，向境外转移资金和隐匿海外资产的渠道阻碍了中国政府的掌控力。随着美中两国继续进行高层对话，遏制非法经济的地下金融体系是一个实现外交双赢的契机。双方可以从交换各自金融情报机构识别的空壳公司信息开始，并联合打击最大的地下钱庄网络。这种安排将与两国在 2024 年 1 月成立禁毒工作组以打击芬太尼走私的合作相呼应。
但在北京不准备或不愿解决问题的其他领域，华盛顿应该使用自己的工具。在打击与东南亚相关的跨境犯罪方面，华盛顿可以与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及地区——新加坡、韩国、台湾和泰国——建立制度化的合作，通过一项常态化机制，共享与已识别的、与中国有关联的非法金融网络相关的交易信息。共同追踪这些资金流，将减少国际犯罪分子将触角延伸至单一司法管辖区之外的机会。政府间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已经制定了打击跨境洗钱的标准；目前缺少的是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政治承诺，即系统地共享与中国有关联的非法金融网络的运行数据。各国政府可以利用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以及盟友金融情报机构收集的数据，来识别与这些网络相关的交易。一项常态化机制将把这种承诺转化为日常实践。
美国财政部还可以引用《爱国者法案》第 311 条，该条款授权财政部长将境外金融机构指定为“主要洗钱关注对象”，并切断其与美国账户的联系。华盛顿可以将这一条款应用于协助购买伊朗石油、为犯罪集团洗钱、或将盗取的加密货币兑换为可用资金的中国和香港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已经表明它愿意使用这一权力。 2017 年，财政部对一家充当朝鲜资金通道的中国银行适用了第 311 条；2025 年 10 月，因柬埔寨汇旺集团涉嫌为朝鲜网络盗窃和东南亚诈骗中心洗钱，财政部发布最终规则，切断了该集团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类似的行动可以增加那些每年处理数百亿美元受制裁伊朗石油收入的金融机构的成本。
长期以来，尽管许多非法活动削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但美国一直任由这些活动发生。尽管面临美国制裁，华盛顿仍未能阻止中国购买伊朗石油，这使得限制资金流入该伊斯兰共和国的努力付诸东流。朝鲜黑客窃取并由中国金融中介机构洗白的加密货币，为平壤的武器计划提供了资金，破坏了国际防扩散政策。中国网络在东南亚各地建立的诈骗园区，现在每年从全球受害者（包括美国人）手中骗取数百亿美元。中国的结构性失衡正在助长这种非法经济活动。如果美国真的想与中国竞争，并抵御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后果，它就必须同时应对账面上和账面外的各种问题。
编译自《外交事务》，原文链接：点击阅读。作者：阿尔文·坎巴 (Alvin Cam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