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关键行业还是在总量上，全球需求的增长速度都无法赶上中国出口的增速。最终，中国投资新建的工厂也会像房地产市场一样走向枯竭。
近年来，外界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抱怨不绝于耳。北京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动出口并扩大贸易顺差，这打击了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以及非洲、亚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雄心。尽管全球对这一挑战的本质比以往达成了更多共识，但这对中国的政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如今，这个问题正在发生质变，变得更加危险：世界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能力正逼近临界点。而一旦跨过这个临界点，在全球各国政府极度缺乏应对能力的当下，其后果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顺差。 2025 年，这一数字达到近 1.2 万亿美元，其增速是全球货物贸易增速的三倍。短期来看，这种模式在战略上有利于中国，并为世界其他地区缓解了通胀压力，但在政治和结构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这给整个全球经济带来了日益增加且被低估的风险。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得益于一个友善的国际环境。当时，其他国家渴望接受低成本的制成品，以换取高效的供应链和消费者福利。但如今，这个国际环境已经变得很不友好。面对中国进口商品洪流所带来的去工业化和关键依赖，各国的政治容忍度非常有限，且正在不断萎缩。随着这些趋势持续发展，保护主义很可能会抬头，从而切断中国制造商进入市场的渠道。这也将使北京方面在 2020 年提出的“双循环”战略落空，该战略旨在促进国内经济自给自足，同时继续参与国际市场。
然而，问题远不止政治上的反弹。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当中国经济规模还比较小时，以两到三倍于全球经济增速的出口增长来驱动经济的战略是可行的，因为当时有足够的全球需求来吸收其出口。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大得多，如果不做改变，终究会面临“没有客户”的境地。简而言之，北京的经济模式已经容不下它庞大的身躯了。
一旦中国的出口机器停摆，中国将承受最痛苦的代价。但是，中国经济的实质性放缓也将给全球带来冲击，尤其是中国的各大贸易伙伴，不仅包括亚太地区，还包括其他与中国经济深度交织的国家。美国也无法在这场冲击中独善其身，但美国将是唯一有经济和制度能力来稳定全球经济的实体。
要避免这一代价高昂的连锁反应，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未雨绸缪，逐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衡。这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走向更可持续增长的最佳路径，也是美国多年来一直倡导的路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或许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绝对劣势
根据联合国 2024 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目前占全球工业生产的约 30%，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45%。除了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经济之外，历史上还没有过如此高度集中的工业力量。以占全球 GDP 的比例来衡量，中国目前的制成品顺差比德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任何时候的顺差总和还要大。
这种制造业顺差反映出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政府补贴贡献了中国全球制造业市场份额增幅的 60%。最重要（尽管是隐性）的补贴，或许是中国制造企业能够利用北京方面主导的国家金融体系。该体系将大量信贷输送至重点行业，使中国企业在扩张时，无需像国际同行那样担心利润和回报。其结果是导致了自食其果的“逐底竞争”：企业将价格降至成本以下，接受微薄甚至负的利润率，并继续扩大产能以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目前有近 30% 的中国工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新冠疫情前这一比例为 20%。在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 》计划所支持的重点领域，该计划旨在提升中国在先进工业领域的自给自足能力——这一比例高达 34%。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让难以为继的企业退出市场，反而扶持不盈利的公司以维持就业 and 税收，国有银行也为无力偿债的借款人展期债务。除了人民币汇率长期被低估导致出口低廉之外，这一体系还使中国企业的产品价格比其他地方的同行便宜多达 30%。
这些价格战和产能过剩不仅在国外产生负面影响，在国内也是如此。中国人用“内卷”（英文译为 involution）一词来形容这种现象。该词指代一种过度竞争，它将中国企业推向崩溃边缘，而回报却越来越少。在地方政府的补贴下，企业投入更多资金以生产更多产品并出口更多商品，但利润率却越来越低，甚至处于亏损状态；而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健康又极度依赖这些工厂维持运转。其结果就是，这台工业机器无法停下，也无法减速——但由于需求有限，它又无法永远运转下去。
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可能会自我崩溃。
危机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富有韧性。至少在纸面上，中国领导层已经释放出信号，表明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有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在 2025 年发起了一场反对“内卷”的运动。其 2026 年至 2030 年的“十五五”规划也提出要促进消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中共还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步骤来加强社会保障网，目的是降低家庭储蓄意愿，鼓励大家花钱。
但中国领导层仍然不愿做出最关键的改变：从根本上调整国家增长战略，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北京方面总体上仍在继续压制国内消费，目的是在战略性行业和低价值行业中同时实现工业产出的最大化。经济学家黄亚生将这种结果称为“绝对优势”经济：这个国家既能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领域与美国竞争，又能在纺织、服装和家用小饰品制造方面与非洲最贫困的国家竞争。这违背了所有的历史先例，更不用说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比较优势”基本经济逻辑了。即使是曾采取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韩国和台湾，也在国内工资上涨后放弃了低附加值的制造业。
北京之所以不愿改变方向，是因为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既是国家经济大战略，也是一项政治工程。“双循环”充分利用了中国在规模化制造、能源、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优势。这也反映了习近平根深蒂固的信念。他在 2020 年的一场演讲中指出，虽然中国必须“加快数字经济建设……但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正如经济学家刘宗媛在本刊撰文所写：“在党看来，消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干扰，可能会把资源从中国核心的经济实力——工业基础上引开。”
结构转型带来的政治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习近平对工业的偏爱。要想真正实现平衡，北京需要重构各省市赖以生存的财政模式，接受随之而来的地方政府收入崩盘，并消化大规模的裁员。这种转变需要调整激励机制，转向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目标，而各级官员和机构在过去二十年里早已习惯了原有的目标。地方官员的升迁与 GDP 增长指标挂钩，无论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为了达标并维持地方开支，他们卖掉土地，把收入投入到有补贴的工厂用地和工业园区中，从本地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调配信贷，建设更多的工厂。由于各省市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又缺乏其他可以大规模创收的途径，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循环便永无休止地运行下去。在中国，这个难题及其解决方案——最主要的就是转向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早已是人尽皆知。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起来会更轻松。
危险信号显现
就在北京还在权衡是否要进行必要改革以避免灾难之时，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出手，试图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的涌入。此举可能会切断中国进入大片海外市场的渠道，加速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破产，并增加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本世纪的前十年，富裕国家容忍了本国低利润制造业输给中国企业。但北京最近向高价值制造业的进军，直接威胁到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这在传统的自由贸易港湾也掀起了一股保护主义浪潮。
以长期倡导与中国贸易并从中受益的德国为例。根据荣鼎集团的数据，2025 年，德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跌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比 2024 年下降了 9.3%，比 2022 年的峰值下降了 23%。而另一个方向的贸易额却在增加。 2025 年第二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的 2,241 类产品（包括化学品和汽车制造）同比增长了至少 10%。这些品类加起来占到了德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 60% 以上。
汽车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随着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份额不断增长，德国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正日益萎缩。在 2022 年至 2025 年期间，德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下降了 66%，而中国汽车总出口量增长了一倍多，这让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结果，德国汽车工人的失业人数比 2008 至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时期还要多。这迫使德国和欧洲的行业协会呼吁，出台史无前例的严格本地化率要求。德国雇主协会 Gesamtmetall 在 2025 年 12 月报告称，作为德国最大的行业，金属和电气工程行业每月裁员近 1 万人。大众汽车目前正在考虑是否裁减多达 10 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员工总数的六分之一——并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家工厂。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也在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分析人士告诉《金融时报》，德国汽车工业目前正在“以一种持久、且不可逆转的方式”萎缩。这场由中国引发的冲击，迫使德国总理府不得不考虑过去无法想象的方案：支持欧盟引入类似美国“301 关税”的机制。该机制将允许欧盟征收关税，专门应对中国的出口过剩，并促使人民币升值。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政治上的反弹。正如中国问题专家丹尼尔·罗森所说，目前正在上演的一幕，无异于“德意志版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个构成德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支柱行业正在走向毁灭。
目前正在上演的一幕，无异于“德意志版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个构成德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支柱行业正在走向毁灭。
欧盟长期以来至少在口头上比美国更执着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并将其视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基石。然而，在美中之间摇摆多年后，欧盟最终还是迟疑而心不甘情不愿地跟随了华盛顿的步伐，开始对中国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 2024 年 10 月，在对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补贴进行调查后，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了高达 35.3% 的反补贴税。今年 3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工业加速器法案》，拟规定“欧盟制造”的本地化比例要求，并强制要求在关键领域的交易中进行技术转让。此外，欧盟一直在考虑针对整个欧盟实施更广泛的供应链规则，包括通过立法，要求欧洲企业实现进口多元化，确保在关键领域的进口拥有至少三个来源地。
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美国和欧洲。 2025 年，中国表明其有意将自己在关键矿物加工以及磁铁等相关制品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武器化。这一举动引发了全球的协同反弹。由特朗普政府召集的全新“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是一个由数十个国家支持的联盟，旨在快速扩大公共和民间投资，建立“没有中国参与”的关键矿物供应链。对于北京而言，这很可能预示着一个更严峻的前景：“自愿者联盟”正在携手合作，向中国商品关闭全球市场，逼迫北京按照别人的时间表调整其经济结构。在电信、电动汽车和无人机等多个敏感领域，这类“小圈子”已经形成，并对使用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出台了禁令和限制。
各大主要进口国已经在加紧使用关税、本地化比例要求以及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无论是通过协同合作还是各自出台单边措施——中国面临的后果可能是外部需求出现骤然且持续的萎缩。
世界市场远远不够
如果说中国贸易伙伴的政治经济决策对北京的经济模式构成了一大挑战，那么数学的基本法则同样带来了令人畏惧的阻碍。 2026 年的前两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比激增了 20% 以上。而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 3.1%。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在关键行业还是在总量上，全球需求的增长速度都无法赶上中国出口的增速。最终，中国投资新建的工厂也会像房地产市场一样走向枯竭。实际上，中国的贸易顺差甚至可能会自我崩塌。
目前，在被北京列为最关键的战略性行业中，扭曲现象最为严重。中国工厂现已具备年产约 1200 吉瓦太阳能基础设施的能力，几乎是去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两倍。 2025 年上半年，构成太阳能电池板的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同比暴增 73%，而这些电池的平均单价则同比下跌了约 25%。尽管廉价且充足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对致力于能源转型的国家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于那些试图在清洁能源制造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来说，这绝非好消息。
这个问题在电动汽车领域尤为严峻。 2025 年，中国汽车出口增长了 21%，达到 1420 亿美元，锂离子电池出货量也达到了 770 亿美元。根据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瑟的估算，为了支持这一惊人的增长，中国调动了大约 2500 万辆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年产能。然而，中国国内对新能源汽车的年度需求已停滞在 1200 万辆左右。与此同时，今年全球对电动汽车的需求预计也只能增长到 2300 万辆。如今，中国拥有约 5500 万辆汽车的年生产能力（包括电动汽车和传统燃油车），约占全球约 9000 万辆总市场的 60% 左右。中国仍在继续重金投资新的汽车产能，其扩张速度超过了全球汽车需求的增速。这表明，中国的市场份额可能还会上升。但终有一刻，中国生产的这么多汽车会彻底面临无买家可找的境地。
终有一刻，中国生产的这么多汽车会彻底面临无买家可找的境地。
除了建设这些过剩工厂的资本支出热潮宣告结束之外，市场饱和也将为危机创造条件。这笔代价不仅将由中国承担，全球其他国家也将共同承受。
游戏结束？
北京很可能会尽一切努力来保持出口增长，维持“双循环”的运转。它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扩大对已经消耗了数万亿资金的重点行业的补贴；并加大力度进军中国尚未主导的下一梯队产业，包括商用客机和人工智能（AI）硬件。如果贸易伙伴试图对中国出口设置更多障碍，北京可能会诉诸经济胁迫手段，例如限制精炼关键矿物的获取，以此迫使其他国家保持市场开放。中国贸易顺差占全球 GDP 的比重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远超目前制成品已经占到的 2% 左右。但世界不太可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
中国过去也经历过外部需求崩溃的局面。在 2008 至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复苏时期，迈克尔·佩蒂斯和尼古拉斯·拉迪等经济学家曾敦促北京加快其承诺已久的行动，提高居民消费。然而，北京当时推出了一项约 5860 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相当于 2008 年中国 GDP 的 12% 左右——几乎全部投向了基础设施和建筑业。这种靠投资来救市的药方在当时之所以能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当时仍享有人口红利的东风：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且日益向城市聚集，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增长。但如今，这些利好因素已经逆转。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已经放缓，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5 年见顶，而总人口也在 2022 年开始萎缩。
当中国臃肿的房地产行业在 2021 年开始崩盘时，北京再次采取了拖延策略，通过将产业政策转向高价值制造业——即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组件和半导体——来重新实现平衡。塞瑟追踪的数据显示，到 2024 年，中国出口量的增长速度比全球贸易快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到了 2025 年，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30% 左右。
但是，当这一轮最新浪潮见顶回落时，游戏可能就彻底结束了。人们很难在中国经济中再找到一个能够创造 30% GDP 增长的新行业。房地产行业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这可能会持续大半代人的时间。基建行业也无法继续在三线城市建设毫无必要的新高铁。制造业轻松满足了国内需求。而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吸收流失工业劳动力的服务业，却因为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过低、无法支撑其发展，而依然十分薄弱。中国仍可发展的行业（如商用客机、人工智能硬件）体量太小，根本无法弥补这一缺口。
下一波中国冲击
中国体制所遭受的冲击可能会在其失衡的经济中产生连锁反应，带来严重的后果。本就利润微薄的企业可能会大批倒闭，国有银行可能不得不承认它们多年来一直支撑的“僵尸企业”所造成的损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面临连环违约。随着土地出让和工业活动的骤降，各省的财政收入可能会崩溃。而沿海制造大省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引发对北京的对立情绪，这是北京几十年来从未面对过的挑战。
北京可能会将刺激措施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与 2008 年不同的是，2026 年的经济刺激计划面对的是一个受限的中国经济体，而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共产党将被迫在最糟糕的条件下进行结构调整：产出崩溃、债务负担急剧上升，以及其执政合法性承受压力。中国很可能面临类似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局面——甚至更糟。 1991 年，日本开始其“失去的十年”时，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当。而今天，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比当时的日本要穷得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还面临着比当时的日本更糟糕的人口前景，并且缺乏能够让东京逐渐实现复苏的制度基础设施。
中国不太可能带头应对这场由其自身一手造成的危机。
这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中国对全球出口（尤其是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将波及大型商品出口国。那些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众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将格外脆弱。 2012 年至 2015 年间，当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放缓时，铜价下跌了 40% 以上，石油下跌了 60% 以上，铁矿石下跌了 70% 以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导致资源密集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GDP 增速急剧下滑，该地区的经济增速从 2013 年的 5.3% 降至 2016 年的 1.3%，创下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一场全面爆发的出口冲击，后果会严重得多。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各有 25% 到 40% 的出口流向中国；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蒙古和刚果共和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的 45% 到 90%。这些国家的经济生存完全建立在中国会持续买单的假设之上。还有更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着中国的需求。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资本可能会出现收缩。尽管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的全球贷款已从 2016 年的峰值回落，但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如果北京被迫应对国内危机，巴基斯坦、厄瓜多尔、赞比亚等国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主权债务重组和违约潮。
从某些指标来看，全球经济状况比 2009 年要好得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更加强韧，金融系统也更能敏锐地察觉压力迹象。但在其他方面，情况却更加糟糕。发达经济体在 2008 年初的平均公共债务约占 GDP 的 70%。如今，这一债务比例已接近 110%。超低成本的政府借贷时代已经结束，随着偿还公共部门债务的成本越来越高，各国政府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资源将越来越少。
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全球可能需要美联储再次开通 2008 年或 2020 年规模的货币互换额度，同时也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额外资源。然而，即便采取这些措施，也可能无法阻止主权违约潮的爆发，而且其效果可能大不如 2008 年和 2020 年。
出路何在
如果世界面临一场源自中国的危机，北京不太可能主导应对。中国尚未表现出任何能力或兴趣，去承担华盛顿自二战以来一直扮演的角色。这包括引导全球经济渡过危机，例如 1997 年波及俄罗斯和巴西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 2008 至 2012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元区危机。即便下一场危机是由中国制造，善后工作恐怕依然会像往常一样，落到美国及其主导的机构肩上。
在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关键时期，我曾担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国家安全副顾问，以及美国参与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的“谢尔帕”（协调员）。在那里，我见证了各国政治领袖、财政部和央行之间的密切协调，正是这种协作将全球金融系统从崩溃和潜在萧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 2009 年的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同意不再进一步贬值人民币——此前为了保护出口商，中国已将汇率人为压低了将近一年。但这并非中国自愿，而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施压的结果。
在那次峰会上，我看到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聚在会议室的一角，敲定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后细节。在今天，这种合作已经难以想象。自 2008 年以来，合作的机制、工具和习惯已大打折扣，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任也同样被削弱。在《政治报》 2 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有 42% 到 57% 的受访者认为，在危机中“无法指望美国”。现在绝非危机爆发的好时机。
为了避免最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必须与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共同筹划，对其经济进行预防性的逐步重塑平衡。这种协同方法可以借鉴 1985 年《广场协议》的精神——当时法国、日本、美国、英国和西德达成协议，干预外汇市场以降低严重高估的美元并减少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今天，美国可以利用各方对中国挑战本质的新共识，共同努力促使中国做出可核实的承诺，重估人民币汇率并重塑中国经济平衡（包括限制出口）。人民币将分阶段升值。对重点行业的补贴将逐步减少。北京将对户籍制度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以促进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并建立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中国的贸易伙伴可以根据转型的进展来调整其保护主义政策，并协调他们的应对举措，以免负担完全落在一个国家或行业身上。中国早就明白，要实现更均衡、更可持续的增长，这些步骤必不可少，但中国很大程度上选择视而不见。如果北京继续拖延，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消极应对，让美国深感挫败，这种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今年早些时候，当被问及华盛顿是否会继续把“推动再平衡”作为美中贸易议程的核心时，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指出：“这能有多大效果？……我们已经认清了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经济运行方式，绝不可能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全面改革。”相反，用白宫的话说，本届政府正专注于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来管理“非敏感商品”的双边贸易，并针对大豆、其他农产品、能源产品和飞机等商品的采购协议展开谈判。
这些局部的交易本身固然有好处，但对于缓解中国重商主义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广泛风险，几乎无济于事，也无法消除美中关系紧张的深层经济根源。华盛顿确实可以引导北京未来的经济政策，但前提是必须联合志同道合的盟友，共同施压并推动中国进行经济再平衡。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重建全球经济的新平衡。更重要的是，这或许能阻止下一次重大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
眼前最显而易见的契机，就是今年 12 月在迈阿密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这是自 2009 年以来，美国首次主办该峰会。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希望让二十国集团“回归初心”。历史经验表明，当二十国集团专注于应对全球经济风险时，其效果往往最好。当前的任务恰恰需要这种专注。正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 4 月所说：“在缺乏可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全球失衡的缓慢积聚是最大的风险。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贝森特的担忧不无道理，美国应该把中国的失衡问题放在此次峰会的核心位置。
这些工作绝非易事，但放任不管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在这场潜在的危机中，中国遭受的损失将比美国更大。这会彻底毁掉北京几十年来努力经营的成果，不仅无法与华盛顿并肩承担全球经济负责任管理者的角色（更不用说取而代之），还会破坏其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关系。然而，危机蔓延的后果绝非中国一家承担，它可能会在全球经济中引发连锁反应，其严重程度将是 2008 至 2009 年以来所未见。这才是真正的下一波“中国冲击”，也是美中关系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美国现在有机会将此提上议程，而且这样做完全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
编译自《外交事务》，原文链接：点击阅读。作者：迈克尔·弗罗曼 (Michael B. G. Fro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