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不可能变戏法一样凭空变出几百万女性来缓解男女失调。但是，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在提高女性结婚率的同时，改善她们所面临的各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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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里没有与“manosphere（男性主导的网络圈子）”完全对应的词，但中国依然深受其害——事实上，社交媒体上针对女性的谩骂，其恶劣程度与民主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区别在于，在一个审查机构动辄封杀他们不喜欢的言论的国家，当局却容忍了这类男性圈子的刻薄言论，反而把精力集中在打压女性上。网信办打击有害内容的行动中，明确将“极端女权主义”列为整顿对象，其中就包括宣扬单身的帖子。
这只是中国年长的男性统治者在面对异性时，暴露出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与亚洲另外两大强国日本和印度不同，中国在现代从未有过女性最高领导人。随着中国领导人不断巩固权力，女性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被边缘化。拥有巨大权力的中央政治局通常由 24 名委员组成，但自 2022 年以来，所有委员清一色都是男性。在更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中，更是从未出现过女性的身影。难怪中国在性别平等的国际排名中一直在往下滑。
在官方针对女性的政策核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错误。官方对国家的人口结构感到担忧，但他们却以为解决之道在于恐吓女性，用传统的说教要求她们做“贤妻良母”。这种对待女性的方式，不仅无法实现官方设定的狭隘目标，还会让无数女性陷入痛苦之中。
毛泽东曾有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在今天，你绝对感受不到这一点。直到 2015 年才被废止的灾难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女婴被堕胎。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如今中国“消失”了数百万女性。她们的缺席引发了一系列糟糕的后果。统计 23 至 37 岁的男性和 22 至 36 岁的女性，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 2250 万人。想要成为婚恋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个男人必须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套房子，而且在很多地区，还要向女方家庭支付一笔巨额彩礼。在打算结婚的年轻男性进城务工人员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在 30 岁前结上婚的机会只有 50% 甚至更低。
结果就是怨气蔓延：许多男性，尤其是农村男性，深受大男子主义思想毒害。这种苦闷感很可能会进一步扩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女性占比超过一半；而那些缺乏教育或经济前景暗淡的男性，则面临着被越甩越远的风险。
中国政府不可能变戏法一样凭空变出几百万女性来缓解这种局面。但是，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在提高女性结婚率的同时，改善她们所面临的各项选择。
一个可行的思路是，确保女性在婚姻中享有正当权益。目前，关于性骚扰、婚内强奸和家庭暴力的法律执行力度严重不足。如果女性确信在离婚时能得到包括子女抚养费在内的公平对待，可能会有更多人愿意结婚。如果妻子更容易摆脱糟糕的丈夫，也可能会有更多人愿意再婚。
更公平的离婚财产分割，或许也能加速“天价彩礼”的终结。研究显示，一个年轻的男性进城务工人员必须攒上 6 年的钱，才能付得起 12.73 万元（约合 18,780 美元）的彩礼。虽然已有法律禁止索要天价彩礼，但规定过于模棱两可，且执行不力。许多父母依然非常看重女儿能换来多少彩礼；男性渴望找到伴侣的迫切心情，意味着只要有钱，他们就愿意掏这笔钱；如果婚姻破裂，离婚女性有时还能保留一部分彩礼。但这种支付行为不仅将女性商品化，也使得农村的贫困男性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政府可以降低阻碍情侣结婚的住房和工作门槛。政府应该收购更多卖不出去的商品房，将其改造成受年轻家庭欢迎的平价租赁住房。近期中国放宽了户口制度，让新流入城市的人口及其家庭能更容易地注册入学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这一举措值得肯定。
包括中共高层在内的那些奉行传统价值观的男性，可能会认为上述某些想法是西方强加的观念。但如果他们停止对中国女性的无端指责，试着听听她们的意见，或许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编译自《经济学人》，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