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当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深度求索在西方竞争对手中引发恐慌时，外界对其创始人梁文锋几乎一无所知。梁文锋依然是一个神秘人物，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随着深度求索完成一轮估值达 710 亿美元的融资，其创始人的个人财富已飙升至约 380 亿美元。这让他比 Anthropic 的达里奥·阿莫代或 OpenAI 的萨姆·奥特曼富裕得多。
你不会在各大行业会议上看到梁文锋的身影。他从未在中国电视上进行过直播，外界也很少能看到他那不修边幅、精瘦结实的模样。这让他与中国新一代年轻亿万富翁的风格不谋而合。除美国外，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批量制造着这类年轻富豪。追踪全球富豪财富的胡润榜单显示，今年中国至少有 29 位年龄在 40 岁或以下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如果算上今年即将年满 41 岁的梁文锋，总数将达到 30 人。这比去年增加了 9 人。
中国的新晋富豪与他们的前辈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放弃了炒作房地产，也不再与官员在酒桌上推杯换盏，转而沉浸于电子游戏和日本动漫的线下聚会中。但他们同样擅长将天马行空的想法付诸实践，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扩展为全球性企业。
中国超级富豪的历史并不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亨们找到了从国有体系中剥离资产的方法。张瑞敏曾在毛泽东时代作为学生团体的一员参与过对教师和知识分子的批斗，后来他接手了一家名为海尔的国营冰箱厂，并将其打造成了如今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商。到了 90 年代，房地产市场的开放造就了另一批早期亿万富翁，其中就包括现已倒闭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创始人许家印。
21 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比亚迪的王传福（该企业最初是一家电池制造商）为代表的实业家掀起了一波制造业浪潮。随后在 2010 年代，消费互联网孕育了中国第一代科技巨头，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马云，以及微信开发商腾讯的马化腾。如今刚过 40 岁的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创始人，以及在线快时尚公司希音的创始人，则在几年后积累了他们的财富。
中国新一代富豪正在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胡润榜单上的年轻亿万富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通过消费品或媒体发家。其中 7 人深耕电子游戏行业；4 人创办了茶饮或咖啡企业。仅次于梁文锋的最富有者是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该公司以销售造型奇特的 Labubu 玩偶而闻名。只有 3 人凭借人工智能致富，其中包括长着娃娃脸的 34 岁月之暗面创始人杨植麟。该公司在 7 月 17 日发布了一款新模型，据说能与美国最顶尖的模型相抗衡。没有任何房地产大亨上榜——考虑到该行业近年来的惨淡状况，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中国新晋亿万富翁建立的企业在国际化程度上也远超以往。过去，中国企业家往往需要花上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摸清海外扩张的门道。现在情况不同了。 33 岁的奶茶品牌霸王茶姬创始人张俊杰于 2017 年创立公司，仅仅两年后就开出了第一家海外门店。如今，该公司已在纽约上市，并在 9 个国家开展业务。
新贵们对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部分反映了国内消费者支出的低迷。由 39 岁的俞浩创办的消费电子品牌追觅，其大约 80% 的销售额来自海外。销售小型防水相机的影石同样高度依赖海外需求。去年，泡泡玛特在中国境外的销售额超过 20 亿美元，约占其总收入的 40%。霸王茶姬在国内的销售额虽然出现下滑，但在海外却保持着健康的增长。
对待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商业文化中备受争议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996”作息，即每周工作 6 天，每天从早 9 点工作到晚 9 点。这一理念由阿里巴巴的马云极力推崇，并被其他本土科技巨头效仿。在另一家电商平台拼多多，甚至发生过年轻白领在下班途中因过度劳累而猝死的悲剧。
相比之下，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则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管理风格。许多人在工作时间上相对灵活。 39 岁的亿万富翁、游戏公司米哈游的联合创始人刘伟就摒弃了所谓的“出勤主义”。他主导了公司“快乐工作，稳健增长”的理念，将心理健康放在首位（尽管最近该公司也有一名员工因过度劳累引发的并发症而去世，这表明文化惯性依然难以撼动）。据报道，深度求索的梁文锋曾表示，人脑每天只能集中注意力 6 到 8 小时，过度工作会导致失误。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靠的就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长的加班时间。”一位私募股权投资者愤愤不平地说道。他最近考察了一家新兴消费品牌，对其工作状态很不满意。有人将中国年轻创始人相对松弛的态度归结为优渥的成长环境。老一辈大亨在国家政治与经济动荡中求生存的故事，如今已成绝唱。在中国年轻一代的亿万富翁中，只有梁文锋和霸王茶姬的张俊杰出身贫寒。米哈游的三位创始人最初是因为喜欢日本动漫而走到一起的，他们创立公司是为了致敬游戏与漫画。人工智能实验室 MiniMax 的创始人非常沉迷于多人游戏《 Dota 2 》，以至于员工都叫他“小精灵（IO）”——那是游戏里的一个角色。
致富险中求
对中国年轻的亿万富翁来说，前路并非一片坦途。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与顶级富豪之间的关系有所恶化。老一辈巨头曾将自己视为国家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房地产行业在巅峰时期曾贡献了中国多达四分之一的 GDP，那是民营企业家与地方官员通力合作的结果。马云对建设中国的数字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惩处了这些领域的许多领军人物。房地产行业被强行去杠杆。 2020 年，马云在批评监管机构后，其商业帝国便遭到了国家的整顿。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试图借此缩小贫富差距。
2021 年，瓶装水企业农夫山泉的创始人、现年 71 岁的钟睒睒净资产接近 1000 亿美元。自那以后，再无人的财富能接近这个数字——就连钟睒睒本人也不例外。随着公司股价大跌，他的财富已缩水至约 390 亿美元。马云现在的身家大约只有 2021 年的五分之一，许多其他互联网大亨也遭遇了类似的滑铁卢。尽管如此，他们的处境仍比房地产大佬好得多，后者中已有不少人锒铛入狱。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者 Steven Hai 指出，这种大环境在中国年轻亿万富翁群体中引发了一种幻灭感。他指出，许多人渴望参与产业政策，却几乎得不到什么机会。同时，他们的全球化野心也让他们暴露在中美关系恶化的风险之中。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Manus 现年 33 岁的创始人肖弘，如果在今年早些时候没被中国政府阻止将公司出售给美国科技巨头 Meta，本可以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
胡润机构的胡润（Rupert Hoogewerf）指出，这些人一直生活在一种危机感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化都可能随时让他们的企业脱轨。他表示，他们似乎认为，只要保持低调、远离公众视野，就能生存得更久。绝大多数中国年轻的亿万富翁从未接受过外国媒体的采访。（也没有人愿意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许多人同样对中国国内媒体避之不及。这造就了特殊的一代大亨：他们既是中国最全球化的一批人，也是最神秘的一群人。
编译自《经济学人》，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