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原本肩负着向公众宣扬资本主义使命的人，自己却失去了信仰。《纽约客》将这些选民称为“斯巴鲁社会主义者”：他们拥有大学学位，手头的钱足够买一辆中档车、去不错的餐馆吃顿饭，但可能买不起房，也缺乏充足的安全感。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则更喜欢用一个更尖刻的绰号——“露露·列宁”。
纽约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分会的一位联合主席住在布鲁克林一套由他父亲出资、价值 150 万美元的联排别墅。消息传出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批评者们可抓到了把柄。《纽约邮报》嘲讽了 38 岁的古斯塔沃·戈尔迪略。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一边享受着父亲的慷慨资助，一边却在“痛斥富人和财产私有制”。随后《纽约邮报》又爆料，戈尔迪略中途退出了电工学徒培训，根本没拿到正式执照。这下，舆论的谴责声更大了。有线电视新闻国度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凯蒂·帕夫利奇在 X 上写道：“所以，这个共产分子是因为不肯干活，才在学徒计划里混不下去的。”戈尔迪略对我说，放弃电工培训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他是为了能腾出更多时间投入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工作中。
戈尔迪略只是最新一个被指责为“含着金汤匙出生、却假装成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左翼名人。在格雷厄姆·普拉特纳竞选缅因州参议员的活动因丑闻夭折之前，他也经常被塑造成一个穿着卡哈特工装“体验生活”的特权阶层子弟。普拉特纳的祖父是著名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他母亲开的餐馆是他生蚝养殖场的主要客户，他父亲也像戈尔迪略的父亲一样，帮他买了一套房子。佐兰·马姆达尼在竞选市长期间也遭到了类似的批评。虽然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父母却在好莱坞拍电影，而且还在乌干达拥有别墅。
随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初选中接连获胜，这种针对其“虚伪”的指责也越发响亮。保守派和温和派舆论机构纷纷将这些进步派的成功描述为是由白人、富裕、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所推动的。
这一观察——或者说指责——在全美民意调查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最近的成员调查中都得到了印证。调查显示，该组织 77% 的成员是白人，25 岁及以上的成员中超过 80% 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位。正如《纽约时报》最近所暗示的那样，如果民主党正在经历自己的“茶党时刻”，那么这场变革主要就是由一群心怀不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推动的，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家境还算优渥。《纽约客》的杰伊·卡斯皮安·康（我和他共同主持一档播客节目）将这些选民称为“斯巴鲁社会主义者”：他们拥有大学学位，手头的钱足够买一辆中档车、去不错的餐馆吃顿饭，但可能买不起房，也缺乏充足的安全感。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则更喜欢用一个更尖刻的绰号——“露露·列宁”。
像戈尔迪略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公开场合宣扬激进政治，私下里却在推高布鲁克林的绅士化房价，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忠诚显得十分可疑。针对他们的各种冷嘲热讽合情合理，也常常令人捧腹。然而，如果只盯着这些富家子弟左翼身上的重重矛盾，就会忽视一个更有趣、也可能更有启发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身处“特权阶层”的美国人，会被一种旨在摧毁其既得利益体制的政治主张所吸引？
1977 年，芭芭拉·艾伦瑞克和约翰·艾伦瑞克在为《激进美国》杂志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为美国日益庞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创造了一个新词：“专业管理阶层”（PMC）。作者指出，这一阶层的成员往往从事创造和维护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相关价值观的工作。他们分布在艺术、教育、医疗、娱乐、法律、广告和科技等行业。这些行业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明——向美国人展示了这个系统能提供文化丰富、身体健康、思想充实、科技便利的生活。（作为《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就是此类工作的典型代表。）
艾伦瑞克夫妇认为，在 20 世纪，专业阶层在维护公众对经济制度的信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有时则是大张旗鼓的。如今，专业阶层对左翼政治抱有越来越大的热情，这表明他们不再对这一使命感到兴奋。本月公布的一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舆观民意调查显示，在由专业阶层主导的民主党中，受访者对社会主义持好感的可能性（58%）几乎是对资本主义持好感（32%）的两倍。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民主党人中，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更是高达 71%。
这并不完全是新鲜事。早在 1977 年，艾伦瑞克夫妇就指出，在某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尤其是学术界人士）中，可以发现激进主义甚至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像如今这样整个专业管理阶层集体向左转，在美国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直到 2000 年代中期，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更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拥有学士学位的选民在 1984 年投给罗纳德·里根的比例甚至超过了 2 比 1 。
因此，21 世纪专业管理阶层的显著特点在于，那些原本肩负着向公众宣扬资本主义使命的人，自己却失去了信仰。如今的许多专业人士都成了“背叛者”。这种背叛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现行的经济秩序似乎连自己的“公关部门”都说服不了了。当烟草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自己不抽烟，当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把孩子送到不接触屏幕的学校，当肉类加工厂的员工选择吃素，大家都会明白，这些选择不仅是因为虚伪，更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内部真相。
那些原本肩负着向公众宣扬资本主义使命的人，自己却失去了信仰。如今的许多专业人士都成了“背叛者”。
根据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自身的人口普查，其成员大多从事或正准备从事传统的专业管理阶层工作，包括教授和教师、社工、医护专业人员以及政府雇员。这些行业中的一些人（包括那些高薪人士）在审视我们的经济现状后，试图寻找其他的出路。这既不虚伪，也并不令人意外。
一位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教学用品的老师，一位为了糊口在三所大学兼课的兼职教授，一位帮助弱势群体的社工，一位所在医院被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的护士，一位眼睁睁看着游说团体废除安全法规的联邦雇员，一位参与开发向青少年提供自杀建议产品的数据工程师，一位背负沉重贷款却发现学位已不再是中产生活保障的大学生——他们该如何看待眼前的资本主义？你指望他们会怎么想？当一些专业管理阶层的成员认定，他们在工作场所、公司办公室和日常生活中目睹的种种丑恶，正是这个亟待重大甚至系统性改革的体制所带来的病灶时，为什么这会被视为虚伪，而不是一种完全站得住脚的道德立场呢？
他们就是一群焦虑、沮丧、且有理由感到愤怒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阶层成员。
当然，一些“斯巴鲁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被进步政治运动所吸引，只是因为他们的朋友都在参与，或者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特权生活感到厌倦。但毫无疑问，许多专业阶层的社会主义者正基于亲身体验，做出真诚的道德判断，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存在深刻的缺陷。在向我发来的短信中，古斯塔沃·戈尔迪略解释了他加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我从许多不同的角度体验过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因此我深知，一个人能否获得财务稳定，往往取决于运气。这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从佐兰·马姆达尼身上学到一堂政治课。他身穿得体的西装，口才极佳，从不刻意隐瞒自己的社会地位或名牌文理学院的学历。与其推举那些假装成工人阶级的领袖，社会主义者和偏左的民粹主义者不如坦坦荡荡地展现自己的真实面貌：他们就是一群焦虑、沮丧、且有理由感到愤怒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阶层成员。
编译自《大西洋月刊》，原文链接：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