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 / Alice Callahan —— 人类加工食物已有数千年历史。狩猎采集者会磨碎野麦做面包；南北战争时，工人为士兵罐装水果。但到了 19 世纪末，食品公司开始制造出全新的产品，与人们在家烹饪的食物完全不同。 1886 年有可口可乐，1897 年有吉利丁果冻（Jell-O），1911 年有植物起酥油 Crisco。接着出现了午餐肉 Spam、芝士酱 Velveeta、卡夫通心粉芝士（Kraft Mac & Cheese）和奥利奥饼干。
这些食品主打方便、快捷，有些在二战时成为士兵的重要口粮。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产品占据了超市货架，也改变了美国人的饮食。如今，它们成为我们时代最严重的健康威胁之一。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战时创新
二战期间，各家公司为士兵研发了可长期保存的食物，如奶粉芝士、脱水马铃薯、罐头肉、耐热巧克力棒。这些食品中加入了各种新型添加物：防腐剂、调味剂、维生素，并以新方式包装，以能在湿滑的滩头或士兵背包底部保存多日。
战后，食品公司发现，这些「战地食品」其实能赚大钱，于是改造成了面向家庭市场的「方便食品」。
广告告诉家庭主妇，这些产品营养更好、节省时间。 1950 年代的「奇迹面包」（Wonder Bread）广告声称，它的维生素能让孩子「长得更高、更壮」。 Swift 的罐装汉堡宣称「打开罐头、放上面包」，几分钟就能上桌。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工作，到 1970 年代中期，她们做饭的时间明显减少，但社会仍期望她们为家人准备三餐。
于是鱼条、冷冻松饼、电视晚餐进入现代家庭的冰箱。这些产品并非全都属于超加工食品，有些只是简单冷冻或加盐罐装的完整食材。不过，人们逐渐习惯了「包装食品」可以取代从零开始做饭的观念。
供应过剩与加工爆发
到了 1970 年代，化肥、农药与作物育种的进步，加上农业补贴，导致谷物供应过剩。企业把多余谷物转化成高果糖玉米糖浆、改性淀粉，用于甜味谷片、汽水与速食中。
1980 年代，投资者要求食品公司提高获利，于是出现了数千种新饮料与零食，并透过大量广告推销。
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与雷诺兹（R.J. Reynolds）也进军食品业，在 2000 年前后几乎主宰市场。他们把卖香烟的那一套行销手法搬到食品上——锁定儿童与特定族裔。
例如菲利普・莫里斯旗下的卡夫（Kraft）为拉丁裔市场推出特别口味的酷爱饮料（Kool-Aid），并在非裔社群活动上发送试用品与折价券。
结果，197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初之间，儿童肥胖率增加了三倍，成人肥胖率也翻了一倍。
健康危机
进入 21 世纪后，无论走进学校餐厅、超市，还是机场，超加工食品随处可见。肥胖问题持续恶化。
食品公司则以「更健康」为口号推出新产品——低碳水早餐谷片、代餐奶昔、贝果、人工甜味冰淇淋、优格，还有缩小包装、标榜「每包仅 100 卡」的奥利奥与多力多滋。
这些产品卖得很好，但并没有让人更健康。科学家很快发现，超加工食品与第二型糖尿病、认知退化、心血管疾病都有关。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肥胖是意志力问题——吃太多、动太少。但近十年来的研究挑战了这种看法，指出这些食物本身可能会让人吃得更多。
如今，科学家、健康倡导者、网红与政治人物纷纷谴责超加工食品。这类食品占美国食物供应的约 70%。
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甚至称它们为「毒药」。
我们是否正处于转折点？或许吧。已有迹象显示，人们开始少吃这类食品。
但正如一位专家所说：「我们对超加工食品的依赖，是几十年形成的，也可能要几十年才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