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东西时希望物价低，发工资时希望薪水高；不想要移民，却想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自己有房时希望房价涨，孩子买房时希望房价跌。
2025 年的年度热词原本是「垃圾内容」（slop）、「单向社交关系」（parasocial）和「愤怒诱饵」（rage bait）。但到了 2026 年，「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往往还跟「危机」二字连用——成了民调专家和竞选策略师眼中的大热门。民主党人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克制「特朗普主义」的法宝，打算在 11 月中期选举前死磕这个话题。欧洲人虽然不善于造梗，但善于跟风，那边也在谈论「生活成本危机」。大西洋两岸似乎达成了共识：物价失控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模糊的概念与矛盾的诉求
「负担能力」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只要感觉是对的就行。让大家别抱怨、知足常乐——也就是那种「何不食肉糜」的策略——在白宫不管用，毕竟现在的白宫看着越来越像凡尔赛宫了。
让人抓狂的是，选民的诉求本身就是矛盾的：买东西时希望物价低，发工资时希望薪水高；不想要移民，却想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自己有房时希望房价涨，孩子买房时希望房价跌。
成功的经济体总会充满这类张力。政客为了胜选，自然会挑好听的说。如果「负担能力危机」这种说法只是让现任者因高物价而落选，那倒也没什么。但真正的风险在于，一旦病因找错，开出的「药方」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物价上涨是幻觉，还是现实？
所谓的「负担能力危机」，其实是把虚构的担忧和现实的问题混为一谈。
先看看虚构的部分。人们对日常用品的价格非常敏感。2019 年 1 月，美国商店里一加仑牛奶卖 3 美元，现在卖 4 美元。欧洲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也飙升了。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各个收入阶层的工资涨幅其实都跑赢了物价。从这个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什么「负担不起」的危机。再说了，也没人真想让物价跌回 2019 年的水平。要想那样，政策制定者就得模仿当年的希腊——搞出一场伴随着通货紧缩的经济萧条。
不过，问题不仅仅在于牛奶或电费。随着社会变富，人们花在商品上的钱变少了，花在服务上的钱变多了。特朗普出生那会儿，美国家庭 60% 的消费都在实物商品上；现在这个比例降到了 40% 以下，服务消费却在上升。大家忘了以前父母要攒多久钱才买得起一台电视，也忽略了全球化供应链让商品变得多么物美价廉。
相比之下，现在的理发价格让人咋舌，更别提育儿费用了。虽然通胀数据把商品和服务都算在内，但服务业很难像制造业那样实现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欧元区的情况略有不同。由于医疗、租房等服务价格受到更多监管，那边的问题与其说是「买不起」，不如说是「买不到」，解决办法往往是排队——这滋味也不好受。
真正的痛点：资产带来的贫富鸿沟
这是第一个真正的「负担」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虽然实际工资确实涨了，但涨不过资产。美国的财富与 GDP 之比已接近历史最高点。
要理解这带来的影响，试想两个人，工资完全一样，都属于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他们的生活水准足以让旧时代的强盗大亨或君主羡慕不已。但这两人中，有一位在十年前继承了 100 万美元，并投进了标普 500 指数，现在这笔钱变成了 400 万美元。
如果只是买车买手机，这两人还没什么区别。福特或苹果多生产一台就是了。但当他们想买「地位型商品」——比如一套能看到风景的旧金山公寓时，竞争就来了。对那个没有继承遗产的人来说，这就感觉像是一场「负担能力危机」。
危险的药方与通胀陷阱
这些本质上是富裕带来的烦恼，而不是经济衰退的问题。但这让政策制定者很难办。要降低房价和能源价格，政府得允许建造更多房屋和风电场。大家都支持这么做——只要别建在自家后院就行。美国的服务价格被荒谬的职业许可制度推高了，而持证的花商和理发师会拼命捍卫这些制度。降低关税能缓解通胀，但受保护的企业会极力游说反对。
在这个由美国带头反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世界里，实施理性的政策很难，甚至显得格格不入。危险在于，政客们可能会抓起一些「伪解药」，结果适得其反，比如实施价格管制。
2026 年，美国经济将因减税获得财政刺激，美联储也将面临降息的政治压力。特朗普总统提议用关税收入给纳税人发 2000 美元的支票。一边对进口商品加税，一边发钱让大家去买，很难想出比这更完美的推高物价的政策组合了。看来，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 1970 年代的经济教训了——当时尼克松搞了价格管制，后来又不得不放弃。这过程恐怕会很痛苦。
关于经济的叙事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过去十年，美国一直自我催眠，说沿海精英阶层抛弃了蓝领工人，引发了民粹主义起义。但数据表明这并非事实：2016 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时，没上过大学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其实是在上涨的，而且之后一直在涨。但这套说辞却被用来为一系列自残式的经济政策辩护。「负担能力危机」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这样的故事——只要重复得足够多，不管事实如何，大家都信以为真。这是一个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