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对童年的期望发生转变，从 ADHD 到焦虑症，各类心理障碍的确诊率正在不断攀升。
在 21 世纪的美国，养娃本就是一件压力山大的事。而在这种令人困惑的育儿体验中，最让家长摸不着头脑的一点也许是：你的孩子很有可能会被确诊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很多孩子所处的状态，是一个前几代父母从未遇到过的「灰色地带」。
在美国男孩的成长过程中，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几乎成了一种「成人礼」。近四分之一的 17 岁男孩都背负着这个诊断。这个数字一直在涨，而且是剧增：2022 年确诊 ADHD 的儿童比 2016 年足足多了一百万。
自闭症的数据更是惊人到值得复述一遍：80 年代初，每 2500 名儿童中有一人确诊；而现在，这个比例是 31 分之一。
近 32% 的青少年在成长的某个阶段被诊断出患有焦虑症；中位「发病」年龄竟然只有 6 岁。据估算，超过十分之一的青少年经历过重度抑郁障碍。新的病名也在不断出现，除了病理性回避要求（pathological demand avoidance），现在又多了一个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所以，即便在政治极化如此严重的今天，各位政治领袖在一件事上却有着广泛的共识：美国的孩子们病了。
卫生部长 Robert Kennedy 在 9 月发布了一份题为「让我们的孩子重获健康」的战略报告，主张通过改善饮食、减少屏幕时间和少吃药来提升儿童心理健康。伊利诺伊州州长、特朗普的反对者 JB Pritzker 最近也让该州成为全国首个要求学校进行全员心理健康筛查的州。
毫无疑问，心理健康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些疾病确实有家族遗传因素。电子屏幕也彻底入侵了童年，挤占了睡眠、运动和面对面社交的时间——而这些恰恰是抵御抑郁和焦虑的良药。
然而，在我们的政治高层——或者更广泛的关于心理健康的全国性讨论中——似乎没人去质疑孩子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所处的环境：学校。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在挣扎，学校本身是个绕不开的关键。它不仅是加剧焦虑和抑郁的压力源，更重要的是——这一点常被忽略——学校往往是这些「障碍」最初显现的地方，正是这里，将许多孩子及其父母引向了确诊之路。
学校变了味儿：从「育人」到「修人」
最近几代人上学的体验早已今非昔比。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种「指标至上」的制度接管了美国教育，并深刻改变了对所有阶层孩子的期望。事实上，它改变了童年本身。
这个政策制定主导的时代已经基本退潮，结果却令人失望。数学和阅读水平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两党制定的规则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让更多孩子成功，但结果却是，为了追求这种成功，学校能服务的人群范围反而被划得更窄了。
波士顿学院研究教授、《玩耍是孩子最好的学习》（Free to Learn）一书的作者 Peter Gray 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不说『我们需要修好学校』，而是说『我们需要修好孩子』。」
「赛道变得越来越窄，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适合这条赛道，」他说，「结果就是，我们只好把这称为一种『障碍』。」
为了追逐分数，连午饭时间都得让路
学校并不总是美国童年的核心。1950 年，只有不到一半的儿童上幼儿园。高中毕业率也只有 50% 左右，而且那时候没文凭也不会有多大的职业惩罚。那时的人们在学校里花的时间更少，每天拼命学习的时间也更少。不管孩子在课桌后坐得多么无聊，只要放学铃一响，自由就在等着他们——那是没有成年人指挥的玩耍时间。
但随着国家经济重心从工厂农场转向办公室，当学生变成了一件更严肃的事。你的人生成败可能全系于此。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国家领导人也开始将学校视为国家荣辱的潜在战场。1983 年，罗纳德·里根的教育部长 Terrel H. Bell 成立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的严峻报告。报告警告说：「如果有一个不友好的外国势力试图将这种平庸的教育强加给美国，我们很可能会将其视为一种战争行为。」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像阿肯色州的比尔·克林顿和田纳西州的 Lamar Alexander 这样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州长，开始用新的测试和问责标准来重塑他们州的学校。学校被当作上市公司一样对待，考试分数成了利润的替代品。没过多久，学校有了公开评级，这些评级无处不在，现在甚至出现在房产列表中。
压力还在不断加码。到了 2001 年，已有 30 个州通过法律，根据考试成绩对学校实施奖惩制度。次年，乔治·W·布什总统的标志性教育改革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将这一努力推向了全国。
当学校的资金与成绩挂钩时，让孩子确诊某种疾病就有了明显的诱因。从 90 年代开始，患有自闭症或 ADHD 的学生开始有资格获得课堂上的额外支持。让孩子接受治疗（可能包括药物治疗），可以帮助整个班级获得更高的分数，特别是如果这个孩子的行为原本会干扰其他人的话。而且在某些地区，残障儿童的成绩不计入学校的总评分，这种「豁免」能拉高学校的整体分数。
这种压力正向低龄蔓延
这种对指标的狂热，或许确实迫使更多孩子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支持。但无论如何，教育政策的制定确实带来了诊断率的变化。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增加了新问责标准的州，ADHD 的确诊率明显上升。一项分析显示，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出台后，低收入家庭 8 到 13 岁儿童的 ADHD 诊断率从 10% 上升到了 15%。
该法律对自闭症诊断的影响记录较少。但这两种障碍之间有很大的重叠。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中，有 30% 到 80% 也患有 ADHD。专家指出，自闭症的增加主要发生在谱系中症状较轻的那一端，也就是精神科医生扩大诊断标准的地方。这类学生通常需要教育者在教学方法上极其灵活，但当整个课堂都要专注于狭隘地掌握某些应试技能时，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年级的表现压力也渗透到了越来越小的孩子身上。2009 年，奥巴马政府向采用新的国家学习标准（即「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学校提供更多资金。这些标准包括要求在幼儿园结束时学会阅读，尽管许多幼儿专家认为并非所有孩子在那个年龄都做好了阅读的发育准备。
随着每一波改革浪潮，幼儿园的味道变了。机械的数学和阅读课程悄悄潜入课堂，尽管专家们都说幼童在玩耍中学习效果最好。研究人员发现，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幼儿园突然变得更像一年级了。
学前班也紧随其后，甚至连蹒跚学步的孩子也被要求静坐更长时间来吸收学术课程。这再次违背了幼儿专家的共识。孩子、家长和老师每天都在这种错位中挣扎。2005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学前班儿童因行为不端被开除的频率很高，比学龄儿童高出三倍多。
「我们没有将孩子的发育需求与学校的日常政策和做法结合起来，」斯坦福大学高级讲师、致力于改善学生福祉的非营利组织 Challenge Success 的联合创始人 Denise Pope 说。
为了学更多东西，学校重新安排了作息时间。在 80 年代之前，美国儿童通常全天都有课间休息。到了 2016 年，只有八个州要求小学每天都要有课间休息。而当研究人员调查午餐时间变得怎样时，他们发现孩子们往往只有 20 分钟——这 20 分钟不仅要吃饭，还包括下课后上厕所、走到食堂和排队打饭的时间。
Pope 指出了初高中生那离奇拥挤的日程表。「你每天晚上要记住七种不同的家庭作业。想想这对一个六年级男孩的认知负荷，」她说，「我敢说很多成年人都做不到。」
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孩子只是需要「坚强一点」。毕竟外面的世界也不轻松。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们已经开始把学校视为一种无休止的苦差事，一种为了在童年结束后获得某种承诺的回报而必须忍受的东西。这反而让他们更难学到成年后最需要的那些技能。
当学校变成了一场经济生存游戏，当孩子们只是为了确保余生的安稳而在其中博弈时，焦虑和抑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在 2020 年的一篇论文中发现，近 80% 的高中生表示感到压力；近 70% 的人表示无聊。
该报告发布时的合著者 Marc Brackett 解释说：「总体而言，学生将学校视为一个体验负面情绪的地方。」
不合群的孩子与家长的反击
面对这个毫不妥协的教育系统，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根本「不合群」。当学校成绩决定人生那一刻，这这种可能性着实令人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你的孩子有精神障碍。有了医生的诊断，至少还能争取到一些调整通融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诊断率的上升也是对教育政策的一种反抗——这种政策剥离了人的特殊性，把孩子当作可替换的数据点。最好的老师都明白，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学习方式。对于那些落在日益缩小的「正常」定义之外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最急切要求确诊 ADHD 或自闭症的人，往往是家长。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那些被 Kennedy 批评的药物，是让他们的孩子还能留在学校里的唯一办法。
学校对特殊服务的需求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家庭游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维持对自闭症的广泛定义，以免被排除在诊断之外。去年在公立学校接受支持的残障儿童数量创下了 750 万的记录，自 2012-13 学年以来增长了 17%。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等州，多达 21% 的学生理应接受某种形式的特殊调整。
其实，有些被要求的支持——比如允许孩子多动动，而不是坐那么久——可能对所有孩子都有益。相反，学区试图将个体的需求硬塞进一个与之对立的系统中。这在成本和后勤上都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在法律上有权获得支持的学生并没有得到支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威胁要削弱教育部的民权部门，而该部门正是负责执行保障残障儿童获得免费公共教育的联邦法律的机构。
学区正试图通过教孩子如何更好地管理情绪来解决心理健康危机。资金大量涌入咨询服务。但这只不过是扬汤止沸，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学校本身就是压力和焦虑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美国的老师们也报告了极高水平的职业倦怠。
与其等待改变，许多家长干脆放弃了这个系统。2023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约三分之一的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家长对学校教育他们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的方式不满意，这促使他们离开。家长们也越来越多地转向微型学校（microschools），本质上就是只有少数孩子的小型学习小组，可以获得更多个人关注。
其中一些家长认为自己属于「非学校化」（unschooling）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学校对孩子的伤害大于益处。他们可能没说错。2016 年的一篇论文显示，许多童年被诊断为 ADHD 的年轻人，一旦离开学校开始在感兴趣的领域工作，症状就改善了。
这种不满情绪助长了保守派削减公立学校系统资金、让家长自主择校（并由纳税人支付学费）的努力。每一个似乎不再适应国家教育体系的孩子——而且往往是男孩——都可能成为这些观念的支持者。这也进一步侵蚀了人们对建立在提供免费平等教育基础上的民主工程的信任。
作为这一工程的主要捍卫者，民主党并不适合解决这场危机。他们不仅要应对可能会对修复学校的宏大构想持怀疑态度的教师工会，而且，民主党已成为优绩主义精英的政治大本营——这些人恰恰是这个系统的赢家，最不可能看到系统的缺陷。
通过把童年变成一件可以被衡量的东西，成年人成功地将自己对失败的最大恐惧投射到了最年幼的孩子身上。每一个偏离标准的孩子都成了一个待解的医学谜题，需要做更多的测试，用更多的指标来评估。
而唯一似乎总是能逃过侦探法眼的，却是那个包裹着孩子的世界——那个由成年人亲手打造的世界。
编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