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编译自《经济学人》2月26日文章：Living outside China has become more like living inside China。题图来自 deposit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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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正试图加强对海外华人的控制
宋霞（化名）不想使用她的真实姓名。这位年轻的专业人士既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活动家，但她担心中国政府的监视。2012年离开上海移居荷兰工作后，她通过中国应用程序微信与朋友保持联系。但随后她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消息被审查了。即使在她的新国家，她也很注意自己在公共场合说的话，只去她认为“安全”的地方——那些没有中国共产党成员的地方。
宋女士是近年来移居西方的许多中国人的典型代表：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裕，与之前那些以劳工为主的移民群体不同。自1990年以来，海外华人的数量翻了一番，自2000年以来增长尤其迅速。新冠疫情加剧了许多精英人士的出走意愿，他们对疫情管控以及党对言论自由的日益收紧感到不满。中国在2022年末结束了与新冠的斗争，但其举步维艰的经济和高企的青年失业率正在加剧人们的焦虑。许多中国年轻人现在使用“润学”一词来表达他们逃跑的愿望。
大约有1050万居住在中国以外的、拥有或曾经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只有印度、俄罗斯和墨西哥的侨民数量更多。其中一些中国人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长期以来他们主导着许多国家与财富相关的签证计划。2010年至2019年间，美国政府向百万富翁发放的81,000份投资签证中，超过70%发给了中国公民。自2012年以来，获得澳大利亚500万澳元（330万美元）以上投资“黄金签证”的人中约有85%来自中国。2022年申请爱尔兰同等居留计划的1300人中，除了41人，其余均为中国人。
有迹象表明，在疫情之后，巨额财富的外流正在加速。根据追踪此类数据的胡润公司发布的《2023年胡润中国富豪榜》，中国将近 900 位亿万富翁中有 18% 居住在国外，高于 2019 年的 6%。尽管资本管制趋严，但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表示，2023年有超过13,500 名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可投资财富的人离开中国。该公司表示，这相当于拥有这种财富水平的中国人的1.5％左右。
不太富裕的人也在离开，常通过危险的手段。2023年，近5.3万名中国人被拘留在美国边境，而2018年仅有1000多人，增长速度远超边境逮捕总人数的涨幅。在2023年的前八个月，超过13,000名中国人试图通过巴拿马危险的达里恩峡谷森林地区前往美国。
随着财富增长，中国移民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五十年前，十分之九的华裔生活在亚洲；而现在只有十分之七。与早期契约式的中国劳工相比，今天的离开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整个中国侨民中，足足有四分之一居住在美国，另四分之一居住在香港，其次是日本和加拿大。总体而言，近一半的海外华人居住在西方。
但离开中国并不一定能摆脱政权的控制。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许多移民现在完全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然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影响甚至那些不再持有中国护照的人。现如今，中国境内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自由赚钱并过上舒适的生活。只要他们不表达政治不满，党就不会管他们。越来越多地，中国境外许多人也面临着类似的限制。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敏感或禁忌话题的范围都在扩大。在国外生活变得越来越像在中国国内生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主要采取三种相互重叠的形式：直接恐吓潜在的批评者；向海外华人进行亲中共宣传；以及迫使人们在讨论祖国时进行自我审查。在国内，中共通过让人们意识到国家无处不在来确保这种自我审查行为。 如今，这个强大的工具也已在海外投入使用。
随着中国在1970年代开放，华裔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后来，中共试图吸引海外学者和企业家回国。习近平治下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从政治角度看待海外华人，提升了统战部（负责加强中共对海外华人影响力）的资金及地位。中共希望海外华人可以成为其事业的拥护者，但同时也担心他们中那些公开批评中国的人，认为这些批评者可能会将外国的民主思想传播给中国。中共对海外华人的审查严格程度前所未有，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中共直接恐吓海外华人。最露骨的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家的恐吓。其策略包括干扰他们的数字通信、骚扰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以及直接的人身威胁。2023年，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指责中国在53个国家未经许可设立了100多个海外警务站。
中国对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进行严密监视，这种监视也延伸到了海外，少数民族群体经常会受到恐吓。1997年至2021年间，400多名维吾尔人以可疑理由被驱逐回中国。其他中国公民也曾以莫须有的罪名从外国引渡回国。一些政府，如泰国政府曾协助驱逐人员。另一些时候，个人会在不涉及东道国法律系统的情况下受到回国的压力。
掌心里的党性
受中共控制海外华人新闻来源的影响群体要大得多。即使在国外，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也主要生活在一个中文世界里。例如，根据美国一项政府项目—— 美国社区调查， 2021年在美国超过一半的中国移民英语能力有限。
为了满足这一市场，据报道，中共在2009年拨款约70亿美元扩大中国官方媒体的全球影响力。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种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美国国务院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中共推出了新的中文媒体机构并收购了现有的媒体机构。中共还利用财政和强制手段来影响名义上独立机构所表达的言论。
海外的中国媒体通常会压制对西藏或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等敏感话题的讨论。他们着重宣传民主的缺陷意图在海外华人社区和东道国之间制造分歧。欧洲的免费报纸会刊登一些赞扬中共的文章，其中穿插一些当地的生活信息。在澳大利亚，曾经普遍反共的中文媒体现在通常会赞扬中国的领导人，而且他们受到监管机构的审查很有限。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萨拉·库克（Sarah Cook）说，在美国，电视新闻是海外华人家庭的主要信息来源，亲中共的频道占据了有线电视的主导地位。自由之家审查了三大有线电视提供商 —— Verizon、Comcast和Spectrum提供的中文有线电视节目。该智库发现，它们的大部分普通话和粤语节目都是由中国国家广播公司或亲中共机构制作的。
这些并非唯一的观点来源。在美国，诸如《纽约时报》之类的出版物会用普通话发表常批评中共政策的新闻报道。在中国被禁的精神修炼法轮功在全球发行免费报纸《大纪元时报》。但在许多现有媒体公司，特别是因广告收入下降而陷入财政困境的当下，中共资金雄厚的观点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数字时代，中共试图影响的不仅是人们的阅读和观看内容，还有他们的在线互动方式。这种监控最普遍的面向是通过微信，微信是中国社交和商业生活的核心。海外华人还用它来联系在中国的亲友以及彼此。微信的所有者，即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科技公司腾讯，会积极调查甚至从未与中国电话号码关联的账号。Citizen Lab称，微信使用算法实现自动审查。它能够访问与个人网络运营商相关的数据、读取设备的ID并监测用户的身体活动，从而使腾讯公司能够识别谁在使用该服务。
自我审查
中国也将控制信息获取的意图延伸到了大学。目前每十名海外华人中就有一名是学生，这一数字还不包括许多毕业后留在海外的学者。习近平期望这些学生成为中国的「基层大使」。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获得教育部奖学金资助的6.5万名中国留学生面临的规定更加严格。根据研究机构「英中透明度」（UK-China Transparency）的报告，自2019年以来，他们被要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府有时会要求他们提供自己的研究技术细节或同事所获得的专利，这可能涉及泄露机密信息。许多人感到有义务遵守。如果奖学金获得者因「从事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而违反了奖学金协议，其家人必须退还费用。
中国对所有中国学生，而不仅仅是政府资助的学生，的监管都有所加强。世界各地的校园里都有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其中许多与外交使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它们的资金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他们的服务包括在机场迎接学生、或帮助他们开设银行账户，但在一些校园里，他们也发挥着政治作用。在2022年冬奥会之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要求校方，对任何张贴谴责新疆和香港人权侵犯行为的海报的人「严惩不贷」。众所周知，中国外交官也会直接干涉外国校园事务。
有时，中国的网民和媒体会恐吓那些在海外不守规矩的学生。人权组织自由家（Freedom House）的王亚秋说，国家经常提醒海外中国学生他们的身份「不确定 」和「不永久」。2022年11月，中国大陆短暂爆发了反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随后在西方校园内出现了中国学生充满同情的抗议浪潮。根据王亚秋组织1月3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当局随后骚扰了其中一些人，例如通过向身在中国国内的家属施压。
国家的警惕性也延伸到海外华人学者，尤其是那些研究中国的人，即使他们不是在当地出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曾锐生表示，去中国的签证已被「武器化」。被视为批评者的学者可能会发现他们在中国的研究机会减少。
这一切助长了自我审查，特别是对那些在中国有家人的人。在外国校园里，这种谨慎已经成为惯例。几个国家大学讲师讲述了中国学生拒绝在课堂上发言或要求不与其他中国学生一起授课的情况。荷兰一名毕业生谈到了向中国同学「出柜」，讲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学者们也慎选自己的研究课题。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教授说，他现在无需顾虑回中国探望父母的需要，因此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危险的信号
中共加强对海外华人影响力的努力，助长了他们所在国的疑虑和种族主义。与印度侨民的比较很有启发性。这两个亚洲群体都富裕、受过教育，并越来越多地定居在西方。但在商业和政界，中国侨民（往往包括出生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裔人士）在西方国家明显不那么成功。
Zoom、NetScreen和WebEx是由华裔企业家创立的，但有印度血统的人经营的巨型公司要多得多，包括Adobe、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以及微软等。莱顿大学的Frank Pieke说，硅谷公司可能会直接从印度招募领导职位，但通常不会选择从中国这样做。
在投资外国企业时，海外华人也在苦苦挣扎。他们的投资在欧洲和北美受到各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审查，而涉及印度血统人士的交易则较少引起关注。2022年，英国出台了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对外国参与潜在敏感部门的审查。该法律颁布后的第一个完整财政年度，40%以上的被审查项目与中国有关。虽然中国政府确实存在企业间谍活动的案例，但对任何华裔人士的怀疑预设很快就会变成种族定性。
以美国政府旨在阻止中国在学术界和商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行动计划」的命运为例。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司法部在2018年至2022年间起诉了150多名学者。其中约90%来自中国或有中国血统。但只有少数人被定罪，一些人因轻微罪行被定罪。许多华裔研究人员即使在该计划于2022年结束后，也停止了申请工作或资助，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怀疑。 一些人甚至因此离开了美国。
在政界，印度裔人士目前在美国、英国、爱尔兰和葡萄牙担任一些最高职位，而欧洲各地几乎没有当选的华裔政治人物，美国众议院也只有一名华裔人士（有五名印度裔人士）。中国政府现在正鼓励华裔人士参与当地和国家政治。
西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海外华人的流动能在国内引发民主变革。但是，中共和谐控制他们的努力反而在妨碍他们机会。 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更容易被怀疑，被视为中共的盟友甚至代理人。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反亚裔仇恨犯罪事件有所增加。在2020年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许多国家的这类袭击事件有所增加，而且比之前更加普遍。
中共的行为延续了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对境外国家权力的担忧增长，华人团体变得更加孤僻，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对他们的不信任。其结果可能是，一些海外华人被赶回了中共的怀抱。当然，这可能正是它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