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中国学生如何看待美国

美国作家、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今天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布了一篇万字长文，记录了自己多年前在四川大学教授英文写作时认识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以及部分学生此后来美国留学之后发生的变化，包括对中国教育、政治以及美国的感受与反思 —— 新冠疫情、枪支暴力、反亚裔情绪、中美外交关系⋯⋯这些因素让每年三十万赴美求学的中国大学生，心中的美国梦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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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四川大学的英语写作课上教过一群大一新生。为了帮助学生构思选题，我给过几个作文题目。其中有：「你有没有经历过被群体排斥的感觉？」还有：「你在遇到突如其来的失败时，会做出什么反应？」第三个题目则是：

你有没有经历过极度危险或是戏剧性的事情？请分享你的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感悟。

当时是 2019 年 9 月，这群工科生刚进入大学一个月。和大多数中国大学生一样，他们能考上这所学校纯粹是凭高考成绩。大家都知道高考压力山大，所以我的学生们普遍选择了写跟高中有关的经历。有个女孩写了位很严厉的数学老师：「开开心心走进他的办公室，走出来时又自卑、又受伤。」来自川北的 Edith 则写了毕业晚宴上的不快经历 —— 她父亲和一群男同事霸占了整场晚宴，互相吹捧的冗长发言让她很反感。「虚伪的大人，真讨厌。」她写道。

选第三个题目的学生很少。他们短暂的人生埋头苦读，哪有什么惊险离奇的经历。但有个男生，我就叫他 Vincent 吧，交了一篇叫《派出所一日游》的作文。

故事开头，Vincent 的妈妈接到了一位警察的电话，被告知儿子需要去派出所一趟，但警察不愿透露原因。挂了电话，Vincent 拼命回想自己是否犯了罪。他用第三人称写这篇作文，好像这样可以让自己抽离出来，冷静思考：

他像放电影一样回顾自己的人生，从幼儿园把别的孩子打出血，到翻墙上 YouTube 看视频，或是用 Facebook 和国外的朋友聊天⋯⋯他突然意识到，最有可能出事的就是两年前的事。

2017 年暑假，他在网上买了一把仿真枪。这种东西在中国大陆属于违禁品，但在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都是合法的。虽然这件事过去很久了，但当时他留下了姓名、地址和电话等个人信息。在这个信息时代，网上痕迹都是可查的，对警察来说就更容易了。

文森特的父母都在政府系统里工作，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体制内」。文森特向父亲请教，老人家并没有长篇大论地教育儿子要严格守规矩。文森特回忆了他们的对话：

「如果有人问你这件事，」爸爸说，「你就说卖家寄来的是玩具枪，你被骗了。然后你心里不爽，就把它扔掉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就有两个警察找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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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身高一米八左右，是个长相帅气的小伙子，头发剪得很短。他上课总爱坐前排，还喜欢发言，和很多内向的工科生不一样。学期第一天，我让学生们写下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文森特选择了以反叛和直白露骨而闻名的小说家王小波。

和班上许多同学一样，文森特希望去美国读本科。当时我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SCUPI）教书。学院所有的课都用英语授课，学生在川大念了两三年后就能转学到匹兹堡大学，或者其他国外的大学。SCUPI 是众多旨在促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项目和交流合作之一。在 2019-20 学年，中国学生在美注册入学人数达到了 372,532 的历史峰值。

文森特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有美国学习经历。他们几乎全都是中产家庭出身，也常常说自己的目标是去美国读完本科，接着念个硕士或博士，然后回中国工作。早一代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会留在美国，但随着国内经济繁荣，这种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2022 年，中国教育部发布报告称，在过去十年间，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归国。

文森特也想在中国发展，但在美国也有自己的打算。有一次课堂讨论时，他就提过以后要买车、买真枪。高中时搞到的那把气枪只能打塑料子弹，不够劲儿。2017 年，文森特网购了这把枪，当时为了蒙混过关，卖家把它藏在电饭煲底下送货。那时候这种招数还能糊弄过去，不过后来习近平上台，政府管得越来越严，这种事儿就难办了。

让文森特意外的是，来家里抓人的那俩警察根本没提违禁枪支的事儿。他们上来就指责他犯了一个更吓人的罪名：散布恐怖主义言论。

「真荒唐，」文森特喊冤，「我从来没看过那种视频，更别说发到网上了。你们开什么玩笑？」

「可能你自己没发，」警察说，「可能是软件自动上传备份的视频。」

文森特承认，他曾经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过一个恐怖视频。警察让他带上身份证跟他们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们进了「网络安全警察」的房间，文森特发现警察都很客气。（「一点都不吓人，没有手铐、没有铁笼。」）警察告诉他，他们在他的云存储里发现了大量敏感和违禁内容：

「这可有意思了！」警察说，「有黄色视频、交通事故视频、[新闻] 视频、搞笑视频，什么都有。」

「是啊，」他无奈地说，「所以我是无辜的。」

「是的，我们相信你，」警察说，「但是你必须要签字，因为你确实在网上发布了恐怖视频，这是违法的。」

这篇文章乍一看挺吓人——在中国，这种罪名可是能把人送进监狱的。但文章用平静的口吻娓娓道来，却又显得稀松平常。故事挺老套：少年犯错，受长辈循循善诱，终有所悟。在这一过程中，他与爱他的长辈们建立了更深的联结。这种联结部分源于大家共同的感受：父母们不代表权威，他们面对庞大的体制也无能为力。文章结尾，父亲给出了一个建议，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玩世不恭，也可以是窝心、认命、老谋深算，或者以上兼而有之：

「所以啊，我就喜欢看看新闻，从来不评论」，父亲说，「因为网络警察是真存在的。咱们都是透明的，想怎么查就怎么查，伪装没用。所以你在网上发什么都要小心，孩子！」

这件事让文森特确实长了记性。首先，要好好管理自己的网络账号，注意自动备份之类的基本设置。另外，可不能随便发文字、视频或图片。中国有专门的网警盯着微信、QQ、微博这些软件。就像《1984》里说的那样：「老大哥在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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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涪陵的一所师范学院教过英语。从成都往东不到三百英里就是涪陵了。在中国的大学里，涪陵师专档次挺低的，但即便这样，入学竞争也很激烈。1996 年我刚去的时候，只有十二分之一的适龄中国青年能考上大学。我教的学生几乎都是农民家庭出身，而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务农的。

两年内，我教过两百多人，没有一个后来出国或是读国外研究生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接受了政府分配的工作，在公立中学或高中教英语。当时这是中国提升教育水平、与世界接轨的一部分举措。与此同时，政府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招大学生。不到十年，涪陵师专就在校生数从两千暴涨到两万多，而这在当时的中国院校中并不少见。到 2019 年我回去的时候，中国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从 8% 飙升到了 51.6%。

九十年代刚到中国时，我坚信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社会和政治上的开放。但在涪陵，我开始明白，中国的大学运作模式可能和西方不一样。学生们要上思想政治课，接受洗脑，而共产党官员对教材有着严格的管控。他们也很擅长发掘人才。在我的《江城》一书中，我记述过我的领悟：我曾经以为会成为异见分子的那些年轻人，往往才是最有可能被体制收编的：「那些有魅力、聪明、有远见、勇敢的人，其实早就被招募进共产党了」。

这种教育策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前就已存在。科举制度（高考的前身）诞生于七世纪，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教育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因为学校的目的就是为朝廷培养官吏。这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近代高等教育常常源于宗教机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成功培养出了一批「受过教育的顺民」。裴宜理用这个词作为 2019 年一篇论文的标题，探讨了如今的共产党如何继承这一古老传统。她写道：「人们也许会以为，让中国的象牙塔向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资金敞开大门会有助于中国校园思想的自由化。但中国大学仍是顺从政治的温床。」

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四十的高校之一。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些九十年代就已存在用来洗脑的工具。现在的思政课除了马列主义之外，还包括习近平思想；一套由党委控制的辅导员制度，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监控。但今天的大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强多了，我班上大多数学生好像都在用 VPN 翻墙。他们入党的意愿也比之前低。2017 年一项针对全国大学生的调查就显示，他们对入党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我注意到许多像文森特这样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学生，都不想加入共产党。

但他们不见得有多进步。有一次上英语课，读完奥威尔的《绞刑》后，大家讨论死刑问题。文森特和大多数同学都支持死刑。在他眼里，这属于人权——如果一个杀人犯没得到应有的惩罚，其他公民就失去了生活在安全社会中的权利。还有一次，我问大家政治领导人是否应该由民众直选，文森特和大部分同学都说「不」。有一回，我问了两个问题：中国的教育制度能否很好地为人生做准备？教育制度是否应该做出重大改变？文森特和其他几个人的答案一样：不能、不应该。

这些学生身上很少看到西方人认为年轻人应该具备的那种理想主义。他们似乎接受了这个世界本就不完美的事实，他们准备妥协。就连写到网络警察上门的事，文森特也没有批评这种监控行为，他的重点反而是在告诫中国公民要小心。另一篇小作文里，文森特描述了经历过初中高中的叛逆期后，自己是怎样学会控制自己的。「现在，我好像更了解这个世界了」，他写道，「像教育制度、政府政策这些东西，想要改变太难了，不现实」。

2020 年秋天，文森特又选了我的另一门课。那一年，中国对新冠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早期阶段，武汉的官员瞒报疫情，导致病毒在市内失控，数千人死亡。到了二月份，中央领导开始执行严格的隔离、大规模检测和精准的流调，事实证明，在疫苗出现之前，这些手段非常有效。那一年，川大没有一例确诊，下半年的课我们都不戴口罩，也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最后一节课是 12 月 31 日，我让学生写写他们如何总结 2020 年。文森特和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同学都写道，这是一段不错的时光。他描述了最初看到武汉的错误后自己的想法如何演变的：

大多数人都对政府的反应持否定态度，我也是。同时，言论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监管部门删掉了很多负面新闻、批评等等。当时，我对这个党、这个国家感到很难过。

但后来情况好转，再看到其他国家的糟糕表现，我现在觉得很幸运，也改变了对中国、对这个党的看法。虽然我知道中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更先进，尤其是在应对紧急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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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美国在疫情期间暂停中国学生签证服务后，又重新放开了。整个春季，都有考虑去美国留学的本科生焦虑地问我问题。一名工科生在邮件里罗列了他的担忧：

两国关系紧张时，如何看待或处理歧视？

造成美国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毒品问题；对政府的不信任；失业，以及最重要的，种族问题）？

学生们最担心的还是新冠疫情，当然，枪支问题、反亚裔暴力还有紧张的中美关系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最终去了美国的东北学生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人们对美国的看法从他小时候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村里有人去了美国，全家人都会很自豪」，他说，「但这次我去之前，一些亲戚特意来劝我：‘你去美国——太危险了！’」

文森特的妈妈在一个留学家长微信群里，那年春天，有人转发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布的提醒：

近期，美国部分城市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犯罪事件层出不穷 … 3 月 16 日，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发生 3 起枪击事件，造成 8 人死亡，其中 6 人为亚裔女性，包括 1 名华人、1 名中国公民 …如遇此类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妥善应对，尽量避免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确保自身安全。

当月，文森特告诉我，他打算到了匹兹堡后买一支.38 口径的左轮手枪。他已经查好了如何获取狩猎许可和枪支安全证书。七月，也就是他出发前一个月，我与他母亲共进晚餐。她说她很担心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现在很多人说，在美国你是中国人就当不了高管了」，她说。

文森特母亲 1974 年出生，和我当年在涪陵教过的那些学生同龄。和他们一样，她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受益于一份稳定的公职。他们家虽然谈不上富裕，但他们愿意把几乎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文森特的教育上，这在中国很常见。写毕业论文聚餐的女生 Edith 告诉我，她父母正准备把市区的房子卖了，换到郊区去，以便支付她在匹兹堡的学费——每年四万多美元。和文森特一样，Edith 也是独生女，我教的学生里将近百分之九十都是独生子女。她的妈妈九十年代主修英语，但当时出国留学还很难。她在大学里读过《飘》，一直向往出国，现在想让女儿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

在与文森特母亲共进晚餐时，我问她，文森特这代人与她那代人有何不同。

「他们想法更多，更有个性，也更有创造力。但他们没有我们 ‘吃苦’ 的经历」，她说。

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文森特很勤奋，也不怕挑战。我在很多学生身上都看到了这些品质，从某些角度说，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作为家中独子，家境优渥，高中一直在题海中备战高考，他们原本可以给人留下娇生惯养的感觉。但高考太难，中国孩子的成长压力又太大，所以即使是过着富裕生活的年轻人，也经历过自己独特的「吃苦」。

他们往往很渴望换个环境。在我的课上，我要求学生们走出校园做调研，这种方式在中国大学里不太常见。有些学生明显很喜欢借此机会接触平时看来不太正规或不太合适的场所：基督教堂、同性恋酒吧、纹身店等等。有的时候他们的调研范围很广。文森特同届有一位崇拜「李小龙」、叫布鲁斯（Bruce）的男生，骑着摩托车跋涉数百公里，深入横断山区腹地，去研究一条二战时中国为保障后勤补给而修建的公路。

文森特喜欢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他调研过一家按摩院、一家破败不堪的台球厅，还去过成都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在这个相亲角里，单身的男男女女在父母和各种中介的帮助下，试着寻找伴侣。文森特认为中国的父母太强势，而中国的年轻人因为花太多时间学习，恋爱经验不足。他写道：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传统意识形态，很多父母将子女视为自己所有的宝贝，而不是子女自己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孩子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文森特的妈妈告诉我，她和丈夫特意让儿子自己决定是否去美国留学。但很多父母都感到焦虑，包括布鲁斯的父亲，他不想儿子在这种中美关系紧张的形势下前往美国。最后，布鲁斯还是决定先休学一年再走。推迟留学可能是个幸运的决定，因为在山里调研那条公路时，布鲁斯骑着摩托车转过一个急弯，被一辆载重 13 吨的大卡车撞了。他和摩托车一起滑到了卡车底下，但奇迹般地，卡车停下来时没碾到他。得知这一事故的消息，不是警方、医院，也不是学校里的任何人告诉我的。这个勤奋的学生只是发了一封邮件，请求延期提交作业，这还真是他们的典型做法：

亲爱的 Hessler 教授，

我在前往乐西公路途中出了事故，转弯时被一辆卡车撞倒。现在我的左手骨折，左手一块肉也没了。韧带和神经受损，整个左手无法动弹。左脚也受伤了，严重挫伤。整只脚肿了，动不了。我正在医院。在我回来之前，我可能需要在医院待一段时间。所以我可能无法撰写关于乐西公路的论文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不可以晚点再提交论文？因为我现在无法开展调研。而且，单手打字真的很难。

祝好，

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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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我在匹兹堡第一次见到文森特时，他来美国只有短短八十二天，却已经买了一辆二手的雷克萨斯轿车、一支 12 号口径的温彻斯特霰弹枪、一支萨维奇 Axis XP 6.5 Creedmoor 栓动步枪，还有一把格洛克 19 手枪。「这是枪里的丰田凯美瑞，」他说，以此来形容格洛克简单可靠。

文森特研究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枪支法，知道申请隐蔽持枪证必须年满 21 岁，所以他一过生日就去申请了。执照花了二十美元，照片里的文森特站在一面美国国旗下。他还研究了不同司法管辖区的问题。「我在俄亥俄州可以使用它，」他说，「但在加州不行。我不喜欢加州。」他不喜欢加州的一个原因是加州法律遵循「城堡法则」，该法则在他看来，对持枪者的保护力度不够。「宾夕法尼亚州有 ‘不退让法’」，他指允许人们在公共场所用致命武力捍卫自己的法律，「他们对 ‘城堡法则’ 做了一些调整」。

文森特的工程课很顺利，他说其中一些数学题比他在中国高中学的还简单。他对祖国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疫情。疫苗已经普及，但党并没有调整其「清零」防疫政策。「他们政策反应过度」，文森特告诉我，「你不应该要求政府做太多事情，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不应该要求政府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他去过几次匹兹堡奥克兰中华基督教会，那是一个福音派教会，为留学生提供餐食和各种形式的支持。在中国时，文森特从未去过教堂，但现在他开始探索不同的教派了。他有一套自己的分类方式。「比方说，有一座教堂全是白人，」他指的是可供他选择的地方，「我的一个同学就去那儿。我觉得他还挺喜欢。他每周都去。那里的好处太多了。就连中华教会都免费接机。还能帮你从店里送家具，不收费。他们啥事儿都做！」

2021 年，匹兹堡大学有超过一千五百名中国留学生，离此不到一英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有大约三千名。一跟过去的四川学生们聚会，就免不了吃川菜，以至于我对这个城市的主要味觉记忆就是川菜。他们中的一些人像文森特一样，想尝试融入美国的活动和生活，但大多数人仍觉得维持华人的生活方式很容易。许多人仍在淘宝上下单，虽然在美国比亚马逊慢，但中国产品的选择多得多。他们还用各种中餐外卖软件：饭团、熊猫外卖、生鲜购等等。我教过的那些学生仍然非常依赖 VPN，不过现在翻墙的方向是反过来的。他们需要用中国互联网才能访问各种流媒体应用、流行音乐服务，以及观看 NBA 比赛（中国这边的订阅费更便宜，还有中文解说）。

对于想打大学篮球的学生，中国人甚至有自己的联赛。一个叫 Ethan 的运动型男生曾在我教的四川大学写作课上，现在是匹兹堡队的主力控卫。Ethan 告诉我，大约有 40 名学生参加了选拔赛，最后有 17 人入选。我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不可以打比赛。

「不收白人，」Ethan 笑着说。

「那混血儿呢？」

「我觉得可以。」

2022 年的一个周末，我去看匹兹堡大学对阵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篮球比赛。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其实是去看「UPitt」的，因为球衣上印的就是这个名字。我父亲六十年代末上的是匹大，所以我从小就穿印着学校标志的各种衣服，但从来没听人把这所学校叫「UPitt」。队服的颜色也不一样。这些中国人的队服不是匹大传统的金色和皇家蓝，而是白色和海蓝色，这几乎有点大逆不道的意思 —— 因为那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配色。

这个球队没有大学资助，因此他们自己找了赞助商。摩罗，一家位于纽约的华人体育服装公司，为他们制作了队服。本地的一家汽车经销商企鹅汽车（Penguin Auto）则付费在球衣背后印上了自己的标志，因为中国留学生是可靠的购车群体。

东北华人篮球联赛（名字里带「东北」、但不限于东北地区）在美国有超过一百支球队。我观看的那天，匹大的比赛节奏飞快，以控卫为主，跑的战术都是以当地公交车线路命名的。「71B！」控卫会喊道：这是通往高地公园的一路公交车。这是我头一回看大学篮球赛，先发前锋在暂停的间隙猛吸了一口电子烟。

那个前锋是天津人，女友是球队经理。她告诉我，她正试图让他别在比赛时抽电子烟。她的名字叫任宇凡，英文名叫 Ally。Ally 很爱聊天，性格外向。Ally 在上海和南京长大，高中是在德克萨斯州拉伯克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基督国王大教堂」念的，当时她还在学校的网球队。「我当时在 2A 区排名第六」，她说。她还提到自己曾被选为舞会皇后。

Ally 回答问题时常常带「是的，先生」或「不，先生」，英语中也有点德州口音。父母通过一个把中国孩子和美国家庭配对的项目，把她送到拉伯克。Ally 的寄宿家庭有自己的农场，她在那里学会了骑马。她喜欢拉伯克，假期仍会回去。大约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办法让孩子上美国高中，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高考的煎熬。在匹兹堡，我从四川大学的学生那里了解到，这些中国人被看作是另一个阶层：通常来自富裕家庭，英语比上大学后才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好得多。他们的学习习惯也不一样。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出生于中国的社会学家马颖毅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进行过广泛调查，她发现中国人在美国待得越久，越不觉得自己的努力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就像任何一道优秀中国数学题一样，这种明显的美式「向均值回归」行为是可以量化的。马颖毅在《雄心勃勃又焦虑不安》（Ambitious and Anxious）一书中报告了调查结果：「在美国多待一年，会让比美国同龄人更努力的可能性降低 14%」。

Ally 的男朋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私立高中就读，学费一年将近七万美元，还开着一辆奔驰 GLC。「我们花的是父母的钱，但我们没法像爸妈那么成功」，Ally 说。她父母都没上过大学，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靠工程和做生意赚了大钱。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艰难，Ally 也接受自己事业上的机遇大概率不如上一代的事实。但她还是计划回国，因为想离父母近一点。我问她，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重回中国会不会难以适应。

「我的性格吧」，她说，「我太外向了」。

「中国没有舞会皇后，对吧？」

「是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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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我第二次到访匹兹堡时，文森特已经决定永久留在美国，还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摩门教）受洗，拥有的枪支又多了支 AK-47 和两把西格绍尔（Sig Sauer）手枪。他还换了辆不那么贵的车，因为雷克萨斯之前出了事故。文森特没有选「车中格洛克 19」凯美瑞，而是决定入手凯美瑞的近亲——一辆二手丰田普锐斯。他开着这辆普锐斯来接我，我们一起去吃「钢铁之城」的特产——花椒和辣椒。文森特右胯上别着一把带激光瞄准器的西格绍尔 P365 XL 手枪，车载电台里正放着斯科蒂·麦克克雷里（Scotty McCreery）的乡村歌曲《水塔镇》（Water Tower Town）：

在水塔镇，人人都招手问好
周日就剩教堂大门敞开
流言飞快，车轮慢转…

In a water tower town, everybody waves
Church doors are the only thing that’s open on Sundays
Word travels fast, wheels turn slow. . . .

年初时，几位摩门教传教士在校园里遇到文森特，主动搭讪。「他们的口才真不错」，他对我说。「能帮我知道该怎么和人打交道。他们会说 ‘你的鞋真棒！’ 然后闲聊几句，接着就问你：‘你了解《摩门经》吗？’」文森特现在手机上装了个《摩门经》的中文应用程序，每个周日都会去参加礼拜。7 月 23 日那天，他受了洗，还戒掉了从四川大学时期就有的烟酒习惯。他觉得教堂或许是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好地方。他设想着有天要组建一个大家庭，住在某个得克萨斯州这样枪支法宽松的地方。

玉米地一望无垠，犯罪率始终低迷
处处都有小城镇，人人相识…

Corn grows high, crime stays low
There’s little towns everywhere where everybody knows. . . .

文森特在美国读大学的第一个冬天天，他在政治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我在 YouTube 上看了很多关于六四的视频」，他指的是 1989 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他开始质疑自己曾经抱有的妥协立场。「中国年轻人就是这样，」他说，「容易支持现行体制」。

2022 年春天，上海过度严苛的防疫封锁让文森特非常失望。他在社媒上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性言论。五月，他给我发了一封电邮：

近几个月来，我对上海封控造成的人道灾难，以及其他问题发表了一些负面的评论。我的父母感到紧张，要求我删除，因为父母同事加了我的微信，能看到朋友圈，有人提醒我父母会有「举报」的风险并影响到父母工作。

有一天，一个可能是中国安全部门的人打电话给文森特的父母。不像前些年的那个电话，这次那个人没有表明自己是警察。只是说文森特这样会给家里带来麻烦。海外中国人的父母偶尔会接到这种匿名警告，给留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文森特删除了自己的微信评论。但他决定：没法想象自己再回中国。「我要是多说几句，就得被抓进去，」他告诉我，「我需要生活在有自由的地方。」匹兹堡有位与文森特年龄相仿的中国人做了相似的决定，他还就怎么申请绿卡给文森特支招。

文森特告诉父母，自己起码得在美国待五年，起初没说这个决定是永久性的，怕父母难过。同时，他也不想浪费父母的钱，就教中国留学生开车来赚外快。专业车行安装一个副驾驶刹车至少要收五百美元，他在淘宝上找了一个，算上从中国发货的运费，总共不到 85 美元。「我不知道这样合不合法」，他告诉我。靠着工科生的手艺，他自己动手给普锐斯装上了刹车。

在美国读书留学生人数已经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点。但仍有将近三十万人，他们中很多到了匹兹堡这样的地方后，都发现 71B 等公交车不能满足他们的用车需求。他们更愿意请会说普通话的驾校教练，文森特每小时收费 80 美元。带车去考试的话，收费更高。他告诉我，一个肯下功夫的中文教练，一年挣二十万美元没什么难度。而我所处的行业里，中国不断收紧的政治环境已让美国记者几乎不可能拿到常驻签证，各行各业的专家也都去不了那个国家。有时我会幻想着有个再培训我们这些「老中国通」的项目：大家都可以去淘宝上批发副驾驶刹车，然后以教平行侧方位停车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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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学生中，像文森特这样已经决意定居海外的，我只认识寥寥数人。这被看作是不得已之举，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我在美国的学生则几乎全都打算留在这里读研究生。

他们担心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但常常也觉得与匹兹堡格格不入。美国人的种族观念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一个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了匹大一门心理学课程，总提到种族问题。他说这让他想起四川大学的政治思想课。在这两种环境下，他都觉得学生不该质疑。「他们只是在告诉你如何玩文字游戏」，他说，「就像在中国他们说社会主义好。在美国你会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其实质上是一回事儿。当你讲社会主义好，就是等于说资本主义不好。你在用话术掩饰东西。当你说：‘黑人的命也是命’，你到底在说什么？基本上是在说亚洲人的命不重要，白人的命不重要」。

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被骚扰并不少见。他们经常会不太情愿地提到，针对他们的往往是黑人。好多都是从车上喊歧视性言论的，但有时候也会碰上更严重的。有一次，几个男生晚上坐公交车回家时，被一个乘客辱骂，还抢走了他们刚买好的冰淇淋。后来，其中一个学生买了一把贝雷塔气手枪。他对买真枪有点担心，认为贝雷塔气手枪看起来足以让人知难而退。

一天晚上，我和四个前学生一起吃川菜，其中一对曾卷入上述事件。那事儿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他们明显更担心的是中美关系紧张。有人提到，台海要是真开战，他只有三个选择：「要嘛回国，要嘛去加拿大，要嘛去别的地方。我是肯定留不了这儿了。」

「想想二战时日本人的下场」，另一个说，「把他们赶进集中营。在这儿也会一样」。

大家都觉得打仗不太可能，但习近平让他们很紧张。过去在中国时，学生们通常都避免直呼领导人姓名，在匹兹堡也是如此。

「现在全看那一个人了」，席间有学生讲，「以前没那么一个人说了算。当有一群人时，就更可能有人去考虑成本的」。

我问他们如果开战，会不会应征入伍。

「像我们这种人，他们根本不会要我们上战场」，一个男生说。他解释说，如果中国主动出击，他就不会回国。「如果中国首先开枪，我会继续留在美国」，他说。

我问为什么。

「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同胞相残」。

匹兹堡大学，我只有一个认识的学生打算回中国读研。这个学生我叫他杰克吧，他被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航天专业录取了。杰克属于最尖子的留学预备科学生，放在以前，他可以随便挑全美的研究生院。但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作一般都与军队有联系，而美国学校现在对于培养此类学生变得很谨慎。哪怕大学院发了招生通知书，学生签证都很难批下来。「十年前完全不是问题」，杰克告诉我，「现在我那个未来的博士导师，就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的航天博士。」他继续说：「现在想在美国拿这个学位，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了」。

跟杰克吃午饭时，起初我都没认出他来。他在匹兹堡每天固定早上跑四英里，已经瘦了二十磅之多。「初中高中时，我父母和爷爷奶奶总说要多吃多看书」，他说，「那会儿我都吃胖了」。

他比大多数同龄人更适应美国生活，英语进步也明显。他腼腆地告诉我，在系里跟一个女生交上了好朋友。「几个留学预备科的朋友很羡慕我有外国女生——而且是白人女生——当朋友，」他说，「他们会开些玩笑」。

杰克说他永远都会对匹兹堡有很好的回忆，但他估计自己这次离开就再不会回来了。「应该不会再回美国了」，他说，「他们查得很严。如果发现你搞过火箭、当过兵，是不会放你入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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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0 日下午三点左右，在 Homewood 街区，文森特在等红灯时听见几声爆响，一开始还以为是放鞭炮。他开的是普锐斯，副驾上坐着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名中国研究生。文森特右侧胯部别着一把西格绍尔 P365 半自动手枪，准备带那个卡内基梅隆的学生去 Penn Hills —— 一个时不时会有犯罪问题的地方 —— 的练车场地。

到了红灯路口，文森特看见一辆车高速冲过来，还闯了红灯。接着又有更多的爆裂声。他的挡风玻璃被打出一道裂缝，这才意识到那不是鞭炮，而是枪声。

他把身子钻到仪表盘底下。这么一动，脚离开了刹车，普锐斯撞上了前车。枪击持续好几秒钟。等枪声一停，卡内基梅隆的学生说：「哥，你撞了前面的车！」

「趴下！」文森特喊道。他倒车，绕过前车，闯过红灯。开出一条街，他看到一个护路员正在等附近的公立学校 Westinghouse Academy 刚放学的孩子们过马路。

「开枪了，开枪了！」文森特喊，「赶紧打 911！」

他把车停在路边，被他撞了车那位司机也停下来了。他们检查保险杠，没发现有什么损坏。那个老司机好像并不怎么担心枪击的事，在警察到来前就离开了。

一位女士从附近房子里出来，跟文森特聊了起来。她提到说其实枪击也没那么常见，然后就去接儿子放学了。过了会儿，一名警察开着车过来了，手里端着支 AR-15。文森特解释自己也带了枪，警察表示感谢，还问文森特愿不愿意等到一名警探到来再离开。

文森特在车里坐了两个多小时，卡内基梅隆的那个学生叫了 Uber 回家了。警探终于出现，问了一些例行公事的官话，对文森特主动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也表现得没什么兴趣。之后，一条简讯出现在一个叫「Real News and Alerts Allegheny County」的推特账号上：

有人开了 20 枪
车辆在校外相互扫射
一车在开枪后逃逸

后来的某一天，文森特带我去了事发现场。他回忆起当时自己反复念叨「主啊，救我！」。他说当时警察没什么反应让他觉得很意外。「我还真不知道他们不在乎有人开枪」，他说。那天他右侧胯部别着一把西格绍尔 P320-M17 手枪。「平时代枪我都是隐蔽携带的」，他说，「但这支能装十八发子弹」。

从文森特参加我在四川大学的课堂，已经过去了四年。我想起那个作文题目：你有过什么特别危险、紧张或戏剧的经历吗？当时他写的是中国网警上门的事儿。而现在，文森特的美国故事里，在学校附近发生二十多发的枪击之后，警察姗姗来迟。两个故事似曾相识：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也没人觉得异样。过了不到一个月，Westinghouse Academy 校外有四名学生在枪击中受伤。

我问文森特那件事有没有改变他对枪支法的看法。

「没有」，他说，「那正说明咱才得带枪。带枪比穿防弹衣舒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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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四川大学，我也带过其他系本科生的新闻课。去年六月，我给一百五十多名学生发出一份详尽的问卷调查。有一个问题是问受访者是否打算将永久定居地选在中国。一小部分人不确定，但在作答的四十三人中，三十人都说打算将来留在中国。中国境内的学生和在外留学的学生，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答没有明显区别。

自新冠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报道提到年轻中国人卷入「润学」——逃离中国的各种压力，一走了之。不少我的学生都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那么普遍。「我觉得那不过是发泄情绪，就跟说 ‘我想死’ 差不多」，一位在匹兹堡读书的学生告诉我，「我没当真」。他计划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回国。他说在中国，他能轻松避开政治，而在匹大，他无法不去注意自己是外国人的现实。刚来匹兹堡的前几个月，他就遇到了三起让他不爽的反亚裔事件。因此，他甚至改变了自己去公交站的路。「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他说。

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的社会学家马颖毅一直在调研中国留学生，她发现近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打算回国。她告诉我说，中国年轻人很少在意美国的政治环境。「美国的吸引力在其他方面」，她说，「能做主，接纳自己。久而久之，随着时间在美国待得越久，他们就越明白自己不用改变本色」。

一位前学生告诉我，她可能留在美国，部分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会对她的身材作评论。她不算胖，但也没有许多年轻中国女性那种特别瘦小的体型，而在中国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有人拿她的体重说事儿。在匹兹堡，我见到了 Edith，那个写了毕业聚餐经历的女学生。她现在把头发的一部分染成了紫色和绿色，为了不引起可能评判她的爷爷奶奶的注意，她尽量避免跟他们视频。有一回她和中国同学去过一次射击场，还出于好奇参加过几次教会组织的活动。她告诉我，最近自己还迷上了滑板。

学生们会探索许多在中国不可能或不太可能的爱好，这是留学生常见的现象。有几个男生变得热衷于枪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美亚裔购买枪支的数量激增，学者认为这一趋势与对种族主义的恐慌有关。一个下午，我约了前学生 Steven 在匹兹堡 Wexford 郊外的一个靶场见面。一进停车场我就确认了地方无误，因为在那一堆皮卡车当中，有一辆的后挡风玻璃上贴着「E=mc2」。每次靶场传来暂停射击的喊声——「All clear！」—— 一群留着胡子、迷彩服加 Carhartt 工作装的白人汉子就会提着订书枪，威风凛凛地大踏步出来，给靶子订上新纸罩。戴着眼镜、脸圆圆的工程师 Steven 是这里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给靶子用绗缝大头针的人。他告诉我，绗缝大头针可以重复利用，比订书钉便宜。那天他带了一支史密斯威森 M&P 5.7 手枪，一支鲁格 American Predator 6.5 Creedmoor 栓动步枪，还有一把大型 Benchmade 直刀，配着皮鞘。在这个靶场，他用左手开步枪。小时候他爹觉得他天生就是左撇子，但像所有中国学生一样，他学会了用右手写字。他告诉我说，射击是第一次他用左手的正经场合。

在同一趟行程中，我和布鲁斯一起吃了经典的阿利根尼郡菜式：麻婆豆腐和重庆辣子鸡。自从那次在喜马拉雅山出事故之后，布鲁斯发誓再也不骑摩托车。在匹大，除了工程课外，他还学会了自己修车，靠看 YouTube 视频。他买了一辆二手宝马，修好后高价卖掉，赚了 50% 的利润。然后他用这笔钱买了一辆二手福特 F-150 卡车，经过改装后，他可以睡在驾驶室里，到山上徒步和滑雪。他还在车上贴了两张支持警察的「细蓝线」美国国旗贴纸，车牌周围也装饰了其他挺警察的标识。「这样看起来就像我是个 ‘红脖子’」，布鲁斯说道。「‘红脖子（redneck）’」这个词，正是英文里特指美国南部乡土意识强烈、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的中文对应说法。「然后就没人来按喇叭找我茬了」。他打开车门，指着驾驶座后背上的一个小小的中国国旗。「从外面看不见」，他咧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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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陆续调查了我九十年代的学生。去年，我给两批前学生问了同一个问题：在个人观点、信仰或价值观方面，疫情有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重大的改变？年龄较大的那批学生报告的变化相对不多。他们大多现在五十岁左右，都有稳定的教职，工作也没有受到中国经济问题的影响。他们的生活重心一般也不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更不太可能经历像上海、北京那样严厉的封控。

但是年轻一代的回答则很不一样，他们更可能住在大城市，一般接触到的国外信息也更多。「不敢相信居然还在学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写道，「这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一点儿也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另一位在英国读研的女性写道：「我已经彻底转向无政府主义了。看新闻也不会那么焦虑」。

从受教育程度和接触外界的渠道来看，他们这一代可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但这不代表他们关注的视野就更广。在我的调研中，我问及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在四十七份作答中，三个人提到了政治。还有三个担心台海开战的问题。只一人提到了环境问题。绝大多数的作答都是关于私人生活的，过半数提到了就业或考研问题。这似乎反映了「受过教育的顺民」这一传统：思考大问题、找体制的毛病，纯属自找麻烦，没啥用。

不过，他们看世界的眼光还是让他们更难以被预测，我感觉他们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焦虑。在最近一次加州之行中，我采访了一位前学生，她评论道，哪怕就她和中国男友两个人独处时，谈及政治问题，也会本能地把手机盖起来，好像这样就能防止监控了。我注意到，和很多其他前学生一样，她从来不直呼习近平的大名。之后我通过电邮向她确认，她回复道：

在（加州），的确会下意识地避免直接提到习的名字，就算是在私下聊天、在觉得「安全」的地方也这样…我想这个行为我已经下意识地重复了无数次，以至于直接说全名就会感到很不舒服、很不安，因为这个名字跟无限制的权力和惩罚关联度太强了。

在对四川大学学生开展的调研中，有一个简单问题的回答最让我震惊：你将来想有孩子吗？最普遍的回答是不想，女性中这个比例尤其高，达到 76%。在中国的其他调查研究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一位前学生解释道：

我觉得中国的孩子压力更大，而且会更加地迷茫，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我们已经是迷茫的一代，而孩子的成长需要漫长时间的陪伴、观察、引导，在激烈的社会压力下很难保障这些。中国的社会未来是一种冒险，而孩子并没有「要求来到这世上」。我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不是那样的战士，会在这样的环境中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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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我第三次到访匹兹堡时，文森特已经毕业，又受了一次洗，并开始了他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工作。前一年，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几次摩门教礼拜，但这次他带我去的是校园附近的一个盎格鲁宗教堂——升天教堂（Church of the Ascension）。当我问起为什么换教堂，他说是因为「气侯」。他说，「[升天教堂] 不强势。摩门教太强势了」。

他喜欢圣公会派保守却不极端。他对政治的看法也是类似：不喜欢唐纳德·特朗普，但如果自己变成美国公民，很可能投传统共和党的票。复活节那天，他在圣公会教堂受了洗。「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受过洗了」，他解释说，「可他们说摩门教不算数」。

前一年夏天，文森特的妈妈来匹兹堡探亲。在带她到处闲逛的地方里，有教堂和射击场。旅行期间，他告诉了妈妈打算永久留在美国的计划。最近我跟她通了电话，她还是希望儿子有一天会回到中国。「我不希望他留美」，她说，「但他要是愿意，我也不会反对他」。她说儿子出国后，成熟了许多，她对此印象很深。

拿到工业工程的学位后，文森特决定不做本专业的工作。他认为自己更适合搞商业，喜欢跟各种人打交道。他开始帮房东 Nick Kefalos 做事，后者在匹兹堡管理房产。一天早上，我陪文森特去 Kefalos 的办公室递房客寄来的一张支票。

Kefalos 是个精干又精力充沛的男人，七十岁左右。他告诉我，有好几次，合租的室友搬走，都是文森特帮着找到了新的房客。有一回，他成功说服了一位日裔美国人、一名塞尔维亚人和一个丹麦人合租，之后几个人相处得都很不错。「看得出他挺有天赋的」，Kefalos 说，「能找到本来没关系的人，还能撮合得这么好」。Kefalos 还很乐意团队里有个会说中文的。「我们认为多元化很重要」，他说。文森特当时正在备考房地产经纪人资格，希望有朝一日能自己开公司。

Kefalos 的祖父来自希腊，他父亲是钢铁厂的电气工程师。他现在很多租客都是移民。「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移民大多都比较勤奋」，他说，「我觉得大多数来美国的移民都是这样的。不管来是为了求学还是追求更好的生活」。他抬头看了看文森特，说：「我觉得大多数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多幸运」。

维尼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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